【内容提要】美国传教士李佳白早期在山东传教,维新时期创办针对上层社会传教的机构“尚贤堂”。从晚清至民国初年,李佳白通过尚贤堂联络中外人士、举办文化活动、宣传和平主张和实行各教联合,曾受到广泛关注。尚贤堂的创立和发展与中国社会的变迁密切相关,反映了20世纪初,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在华传教士活动的新变化、新特点以及传教士的活动逐渐淡出中国历史舞台的过程。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摘 要 题】近代人物

【关 键 词】清末民初/传教士/李佳白/尚贤堂

【正 文】

学界对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晚清时期,研究重点是鸦片战争前后至义和团运动这段时间里传教士的文化活动,而对于清末至民国初年传教士的活动则较少论及,这是传教士研究中一个较为薄弱的方面。

清末民初,或者说20世纪的前30年,是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时期,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来华传教士的活动有什么新的变化?有什么新的特点?无疑是传教士研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本文以美国传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 1857~1927)及其创办的“尚贤堂”为例,试图剖析清末民初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中,在华传教士活动的性质和特点,以期推动这方面的进一步研究。

一

李佳白是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1857年11月29日出生于美国纽约长岛的一个牧师家庭,其父对中国文化有极大的兴趣。在父亲的影响下,李佳白青少年时代曾学习儒家经典。1882年,他从纽约协和神学院毕业便自愿要求到中国传教,受美国北长老会差派来华,于当年秋季抵达山东,在烟台、济南从事传教活动。在山东的最初几年,他采用宣讲福音的方式向民众布道,但收效甚微。

与其他传教士一样,宣传基督教教义、传播基督福音、使中国基督教化是李佳白来华的主要目的。然而,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遇到了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儒家传统文化的顽强抵抗。当李佳白以传教士的身份踏上中国国土时,正是中国社会抵制传教活动、教案频频发生的时期。李佳白在山东亲身经历的一次教案促使他调整传教方法,将传教对象转向中国的上层社会。

1887年8月,李佳白在济南为教会购置一块地产,但遭到士绅的阻挠,11月28日,李佳白试图强占民房,结果与民众发生冲突。在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的干涉之下,最终地方官府以济南城外一块更大的地产拨给教会作为补偿。在这次纠纷中,山东道台告诉他,官府可以弹压民众,但不能弹压士绅,这引起李佳白对士绅阶层的高度重视。他认识到士绅阶层在中国社会具有强大的势力,而且大多数官僚出自士绅阶层,只有争取他们的支持,传教事业才可以畅行无阻;在某种程度上士绅阶层是儒家学说的化身,传教士与士绅阶层的严重对立,将影响传教事业的发展;要使中国人更易于接受基督教和西方文化,传教士有必要吸收儒家教义,使传教活动与中国文化相适应。因此,李佳白在孔子的故乡,“着华服用发辫,一如华人仪式也”,[1] 同时,“一手握圣经,一手持四书,如听众不愿听基督教则另讲以孔教”。[2] 这样做是为了结交华人朋友,以消除中国人的反教和仇外心理。

1892年李佳白回美国休假,期间向长老会提出在中国上层社会中传教的设想,因未获长老会的批准,遂于1894年6月与差会脱离关系成为独立传教士。离开美国之前,李佳白宣布成立一个“上等社会传道会”(The Mission among the High Class)。正如季理斐(Donald MacGillivary)评价李佳白:“一旦认定是真理,他就义无反顾地一直向前。”[3] (p81)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李佳白返回中国。甲午战败,救亡图存、维新改良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李佳白“既抵上海,星驰入都”。他来北京目的,是要劝中国变法图强。经总税务司赫德介绍,他结识了李鸿章、翁同和等清政府的上层官僚,后来又认识了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人士。在维新运动时期,李佳白“指陈时政,名闻当道”,[4] (p58)与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注:林乐知(1836~1907),美国监理会传教士,1860年来华。1868年在上海创办和主编《中国教会新报》,1874年改名《万国公报》,直到1907年在上海去世。又在苏州创办东吴大学。编着有《中东战纪本末》、《文学兴国册》等书。)、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注:李提摩太(1845~1919),英国浸礼会传教士。1870~1887年在山东、山西传教,1892年任同文书会(1894年始称广学会)总干事,与维新派来往密切。编着有《新学汇编》、《时事新论》、《西铎》等书。)等,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外国传教士之一。

山东传教的经历使李佳白对中国士绅左右民意的权能有切身的体会,他感到,有必要设立一个针对中国上等阶层的传教机构。所谓上等阶层包括朝廷大臣、地方官员和士绅。他设想,“苟使吾人得开通一上等人之智识,而使之行吾所见,其功效迥非他种行为所得”。[5] 他希望首先影响上等阶层,进而影响中国社会。鉴于民教冲突的情况,李佳白认为通过建立一个机构,经常与各省官僚士绅联络,“俾与西国通达时务、才德兼优之教士互相交契,日久情亲,共保民教相安,两无龃龉”。1894年,尚贤堂初创于北京,堂址设在城西,名为“中外友谊会”,旨在通过“招集中西善士,凡道德高深,学问渊博者”,“讲一切济世救人之法”,[6] “使外人乐于与华人合作,挽救中国”[7]。李佳白的计划得到了李鸿章的许可。(注:李佳白申请设立尚贤堂时,李鸿章曾建议李佳白辅助建立大学堂,因大学堂之议无效,作为交换,李佳白设立尚贤堂的要求得到李鸿章的认可。参见“尚贤堂总理美博士李佳白演说词”,《尚贤堂纪事》第5期第12册。)在美国驻华公使田贝、总税务司赫德以及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的扶助下,1897年2月,经清政府批准,“尚贤堂”在北京正式成立。“尚贤堂”之名出自《周易》,李佳白解释道:“《周易》有之:佑者,助也。天之所助也,顺也。人之所助也,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兹堂之设,既协于天理人情,又本乎履信思顺。”既体现崇尚圣贤、劝善从德之意,也是为了赢取中国人的信任。它的英文名称是“中国国际学会”(The Inter 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a),主要是强调中外友好之意。李佳白自任尚贤堂总理,依照尚贤堂章程,由数名中外人士主持日常工作,其入选条件是:“华士必谙西语,长于新学,西士必在华数年,熟悉民情,方充其选。”[6] 当时在北京的一批清朝官员和士大夫被邀请成为会员。

尚贤堂成立后,在国内得到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注:丁韪良(1827~1916),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1850年来宁波传教,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任美国公使的翻译,1865~1894年任北京同文馆英文教习、总教习,1898~1900年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着有《中国的觉醒》、《花甲记忆》等,译着有《万国公法》等。)和中国招商轮船公司等清朝官员、传教士、商务机构的捐助,这使李佳白大受鼓舞,翌年即赴欧美募捐。李佳白在欧美各国宣扬中国的维新运动和尚贤堂的宗旨,得到美、英、法、德、俄、荷等政府和人士的赞助。然而,1899年秋天李佳白返回北京时,百日维新已经失败,适逢义和团运动爆发,堂舍被焚毁,尚贤堂的工作被迫中断。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极力表示与外国敦睦友好,对尚贤堂被毁表示同情,总理衙门王文韶等官员劝李佳白将尚贤堂迁往上海。由巨商盛宣怀、银行家严筱舫等中国商绅捐资,李佳白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购地14亩作为堂址,1903年,在上海重建尚贤堂。迁沪仪式由美国驻华总领事主持,英、日等国领事和中国驻外公使伍廷芳、外务部尚书吕海寰等社会名流到会演讲,成为当时影响颇大的一件盛事。同时成立了尚贤堂董事会,聘请吕海寰任会长,伍廷芳、英美纸烟公司总理汤默士、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维尔德等为董事,各省总督、巡抚,各国驻华公使、洋行总理、商界名流为兼任董事。此后,尚贤堂进入发展时期,建筑规模不断扩大,其机关刊物《尚贤堂纪事》于1910年正式发行。1912年,李佳白征集尚贤堂会员“达到二十国人,十宗教”[8] (p272)之多,一时盛况空前。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李佳白力主中国保持中立,反对参加协约国,谴责主张中国参战的言论。1917年,他在《尚贤堂纪事》发表大量时政文章,警告“中国加入欧战旋涡为有百害而无一益”[9],因而激怒了美国及协约国公使,经美国驻华公使要求,李佳白被中国当局驱逐出境。一段时期里各种流言和攻击影响了他的声誉,一些会员退出尚贤堂。此后,尚贤堂的活动几乎陷于停顿。

1921年,李佳白再度来华。此时的中国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政局动荡,战乱频繁。由于反对参战,李佳白在上海的声誉有所下降。1922年李佳白到北京恢复尚贤堂的活动,但参加的人数屈指可数,举办活动“有时来客无多,状至冷落”。[10] 李佳白坚持不懈地奔走于京沪两地,苦心经营,维持尚贤堂的局面。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日益高涨,李佳白也转而关注中外关系,每有中外重大事件,便在报刊发表一番议论。在大革命烽火燎原之时,李佳白“始终主张以和平的会议式的统一中国,以缓进的消没外人在中国的种种不平等条约及其设施”[10]。(赵士骏,本报对于故李佳白经理)这种谨慎保守的言论已无法引起更大的反响。北京尚贤堂门庭日趋冷落,1926年秋李佳白又一次将尚贤堂回迁上海。1927年9月30日,李佳白在上海去世。尚贤堂由他的儿子李约翰勉强支撑到抗日战争前夕。

二

李佳白最初创办尚贤堂时,曾打算把尚贤堂作为一个专门对上层社会传教的机构。他称:“本堂之设立以扶助中国为唯一之宗旨,而以联络上流社会为不二法门。”[5] 设立的目的是接近中国的上层社会人士。1897年获得清政府批准正式成立时,李佳白拟定《尚贤堂章程》,将其宗旨阐释为四条,使它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一、凡本堂所用之人,所立之法,所办之事,专求有益中国,有利华民;二、本堂主在广设善法,调剂于彼此之间,务令中外民教底于合洽;三、本堂期于恢拓学士之志量,研炼儒者之才能,俾上行下效,使中人以上之人,知能日增,即资之以变化庸众;四、凡本堂往来交接之人,总以劝善为本,无论砥砺德行,讲求道艺,期乎扩充旧识,启迪新知。[6]

从章程内容可以看出,李佳白已不再把尚贤堂当作一个单纯的传教机构,而是赋予其更广的活动范围。其一,将尚贤堂作为中西人士会合的社交场所。他相信中西人士“递交既久,情谊益亲,中外一气,获益良多”。[6] 这一点得到李鸿章的支持[11] (p5126)。其二,作为联络上层社会的渠道,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宣传他的思想,“徐俟当轴者之采访,因而上达于朝廷,他日推行有效”[12],以达到影响中国上层社会及民众的目的。其三,作为传播西学和从事文化活动的场所,李佳白认为,“目今讲求新学,实为切要之图”。在提倡新学已成潮流之势的情况下,尚贤堂比较容易获得了清政府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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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从1897年至1927年,在李佳白的主持下,尚贤堂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举行各种形式的社交活动,使中外人士汇聚一堂,以宣扬中西睦谊,扩大在上层社会的影响。尚贤堂是惟一由中国政府正式批准的宣教机关,1897年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式批准成立,又分别于1909和1914年得到外务部、外交部的批准,引起当时社会的广泛关注,许多社会名流、达官显要成为会员。李佳白凭借他与上层社会建立的良好关系,邀请社会名流到堂。遇有官员升迁、尚贤堂会员新有任用,或者有官员途经上海,尚贤堂常设宴送往迎来。以1907年为例,粤省总督岑春煊调任川省总督,尚贤堂设宴饯行,“陪座者为中西官商、外国总领事、硕学巨子”,人数不下70人[13]。会员伍廷芳新任驻美公使,尚贤堂亦宴请其夫妇。同年还宴请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罗思治,以“谢其为华洋义赈会在美劝捐之劳”。1907年基督教入华百年纪念大会在上海举行,尚贤堂为各国分住各省传教士举行欢迎宴会,“南北洋大臣暨粤督、浙抚、苏抚均各派代表一人赴会,亲致颂词”。[14] 1913年,孙中山被邀请到尚贤堂演讲并举行植树典礼。1914年尚贤堂举行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时任大总统的袁世凯、副总统黎元洪(二人均是尚贤堂名誉会员),特派代表到会致词。由李佳白妻子主持的中外女士联合会则经常举办各种应时的联谊活动,如新年茶会、圣诞节欢迎会、园游会、夏令音乐欣赏会等。通过这些活动,进一步密切了李佳白与中国上层社会的联系,尚贤堂成为上海一个远近闻名的中外上层人士的社交场所。

第二,李佳白提倡中西沟通,将尚贤堂当作一个讲求西学的场所,举办各种引人注目的文化活动,推动中西文化的交流。尚贤堂创立于维新运动时期,此时西学在中国社会的影响日渐扩大,李佳白向清朝当局进呈变法建议,介绍新学,表明设立尚贤堂在于“以期培养人才,裨益全局”。1897年,即正式成立后的第一年,由前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主编了不定期机关刊物《尚贤堂月报》(又名《新学月报》),以刊登堂务和介绍西学为主要内容。在1910年前,尚贤堂设有英文、经济、法政分科学堂,招收学生,聘请中外教员授课,李佳白亲自讲授各国宪法等课程;尚贤堂设藏书楼,收集古今中外政治学着作,“以便中西学士披览讲习,用资实学”;设洋学馆以便中国“贵家子弟习学洋文”;设格致书院存展各种西学器具式样,“查究理数,讲求一切强盛新法”[6]。尚贤堂还设有一个大厅,荟萃中西乐器,择日歌诗奏乐。尚贤堂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后来设立的华品陈列所。

1912年,尚贤堂特辟十间房,开设华品陈列所,其“意在发扬中国美术之精良,引起外人观感,且籍以引进工艺,扩张商业”[15],这是中国最早的具有陈列所和博物馆性质的机构之一。1914年,尚贤堂中外女士会在华品陈列所为即将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参展的武陵女塾绣品举办展览会,经过中外人士鉴赏和挑选的绣品,在万国博览会上大放异彩,声名不胫而走。李佳白又向“劝用国货会”建议,鼓励中国制造商在堂内展销国货,华品陈列所免费提供展览场地,通过比较分辨优劣,产生竞争,从而推动工商业的发展。陈列所对古玩珍品尤为欢迎,1917年,举办了一场特别展览会,展出在广州最新出土的南越文王墓的古玉、铜器、钱币等稀世珍宝,一时观者踊跃。1914年,李佳白曾申请将华品陈列所扩建成万国博物院,获得袁世凯的支持,并拨款三万五千两白银作为经费。但是,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笔款项遂成泡影,扩建计划也由此搁置。

第三,北洋军阀混战时期,李佳白和尚贤堂致力于各种和平活动,呼吁各界采取共同行动消弭战争,使中国实现和平。如前所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李佳白从和平主义出发,抨击欧战、反对中国参战。战争结束后,李佳白于1921年再次来华,此时中国正处于政局动荡不安时期。北洋军阀的分裂混战,南北政府的对立,使他深为忧虑。他说;“自民国以来,无岁不战,无省不乱,直接受其害者则家破人亡,间接受战祸者则百物昂贵,时劳困难。是以中国各界,无不具有消弭战乱、力促和平以苏民困之心理也。”[16] 于是,在战乱频仍的20年代,李佳白经常以和平人士的身份奔走于南北各地,会见各派军阀首领,提出各种停战建议,发表和平演讲,不断向各界发出和平呼吁。1922年10月14日,上海尚贤堂联合各教举行和平祈祷大会。1923年11月27日,北京尚贤堂各教联合会讨论和平方案,向各省首领发出息战通电。尽管这些建议未被采纳,但所有这些活动会同国内各方要求和平统一的呼声,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和平运动。

第四,尚贤堂内附设各联合会,定期举行各种讨论和演讲会。1910年,尚贤堂成立中外学务商务教务联合研究会,不久即分为中外商务联合会、中外学务联合会、中外教务联合会,后来又成立中外女士联合会。中外商务联合会旨在联络中外商界人士,“俾中外商情,得因彼此交换意见而两受其益”。成立之初即为美国实业团访华举办欢迎会,但并没有引起商界热情,开会不多;中外学务联合会“专在增进学界之智识”。[17] 经常讨论政治、社会和学术问题;中外教务联合会的宗旨是“欲联络各教之教徒而谋彼此之亲善”[18],使“各教互相亲睦,尊重友谊,无尔我之见、等级之分”;中外女士联合会由李佳白夫人主持,邀请官员夫人、名门闺秀,进行交际、慈善等活动。在各联合会中,教务联合会的活动最频繁,最有特色,尚贤堂因中外教务联合会举办的活动而有声有色。

尚贤堂不分宗教派别,各教人士都可入会。各联合会经常邀请中外宗教界人士和社会名流演讲,宣扬各教联合的思想。李佳白认为基督教和儒、释、道等各教立教的宗旨一致,仁义、博爱、清静等大旨相同。他在堂内和各地除演讲基督教教理之外,还请各教人士演讲和探讨佛教、道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不同宗教的教义及其有益于人类之理。仅以1913年上半年为例,教务联合会举办的演讲会的演说题目有“论孔教之结果”、“论基督教祈祷之真意”、“论回教祈祷之真意”、“论印度西克教之原理”、“论道教祈祷之真意”、“论春秋大义”、“论自由之理必不出真道之范围”、“论大同之理与天道关系”、“论目前时事与天道人命之关系”等,此外李佳白以“各宗教对革命之见解”为题共演讲十一次。[24] 被邀请到尚贤堂演讲的人中,有信奉基督教的博士、道教院院长、印度教的教授、孔教会会长、佛教哲学家等等。印度诗人泰戈尔、佛教太虚法师、日本佛教观光团团长尾关本孝、驻美公使伍廷芳等都曾是尚贤堂的座上宾。

以往关于李佳白的研究着述,多集中考察他在维新时期的活动和影响,对于他和同时期其他英美传教士,如李提摩太、林乐知、丁韪良等人,在推动维新变法运动、传播西方文化和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注:王立新关于传教士研究的专着《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从现代化的角度考察美国传教士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认为李佳白等传教士既是西方文化的传播者,扮演“文化掮客”的角色;又是殖民势力的一部分,代表着西方的利益。这一评价取向在关于传教士活动研究方面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对李佳白在维新变法运动以后的活动,许多论着几乎没有涉及或寥寥数语,可以说还限于片面的或局部的研究。从上所述,可见李佳白在维新失败后并没有销声匿迹,在李提摩太、林乐知等人离华或去世后的近20年中,还一直活跃在中国社会的舞台上。从晚清至民国初期,李佳白在尚贤堂从事的活动曾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是一个颇有影响的传教士,然而长期以来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有关的评价也显得过于简略或有失公允。(注:顾长声在《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和《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二书中,介绍了李佳白在华活动,提供了他的基本生平和在中国活动的资料。作者将李佳白创办“尚贤堂”,开展对上层社会的活动,视为“把帝国主义文化与封建文化相结合,以建立文化上的反动同盟,企图奴化中国人民”。这一评价明显带有“文化侵略”范式的痕迹。)

应当指出,20世纪的前30年,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新的社会背景下,李佳白及其创办的尚贤堂的活动,也具有了一些新的特点,产生了新的影响,这是不应忽视的。

其一,19世纪下半叶,由于中国民众对基督教和传教士日趋敌视的态度,迫使传教士改变了他们的传教方式。李佳白创办尚贤堂,反映出在华传教士的传教重点由基层民众向上层社会转变的趋势。如前所述,山东传教的经历使李佳白感到要消除传教的障碍,实现传教目的,首先必须使士绅消除敌视心理,自上而下影响民众。因此决定将传教对象转向上层社会。当然,对上层人士传教并非李佳白首创,李提摩太、林乐知、丁韪良都曾有同样的思想。1890年,第二届“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全国大会”在上海召开,李佳白提出在上层社会传教的计划,得到李提摩太的热烈响应。但他们或从事西学教育、或翻译出版书籍、或主办报刊名闻一时,并没有切实付诸行动。

实际上,李佳白创办尚贤堂主要不是为了直接向上层社会传教,而是通过尚贤堂结交上层人士,联络感情。他认为如果传教士成功地影响了中国官员,将有助于后者为国家制定更好的政策。清末从光绪皇帝到维新人士梁启超,民国初年从袁世凯到黎元洪,北洋军阀时期从段祺瑞到徐世昌以及各省实力派人物,李佳白都与他们结下了良好的关系,赢得上层社会的普遍好感,他以此为基础,宣传改良中国的方案。在20年代以后,北京和上海相继出现了一些模仿尚贤堂、以协调中外关系为宗旨的机构,可见李佳白及尚贤堂在当时是颇有影响的。1927年9月30日,李佳白去世时,中外报刊纷纷报道,发表评论。《芝加哥联合报》的一篇文章这样评价他:“李佳白开创了一种不容忽视的传教方式,这种方式对中国和整个东方的传教事业产生广泛的影响。”[19] 在李佳白的努力下,对上层社会传教的方式也逐渐被教会认可。李佳白总结自己在华活动的经历时也认为,与华人交友是他对华友谊计划中最为成功的事业。

其二,尚贤堂开展的各种活动,反映了李佳白从单纯的宗教活动向社会活动转变的过程。来华初期,李佳白与其他传教士一样,以宣讲教义、发展信徒作为传教的主要工作。1894年脱离差会以后,李佳白便不再局限于宗教活动。在维新时期,他积极鼓吹变法,推动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尚贤堂成立后,设立讲求实用的分科学堂,向公众开放藏书楼,开办华品陈列所等等,这些世俗活动赢得了中国社会的赞扬。1912年哈佛大学校长伊里亚特到上海,称尚贤堂在增进中国人的知识、促进中外交流方面,与广学会(注:广学会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近代中国设立的最大的出版机构,1887年创办于上海。初名“同文书会”,由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为第一任董事长,韦廉臣、李提摩太等先后任总干事,以传播基督教和介绍西学为主。)发挥了同样重要的作用。

由于经费拮据,尚贤堂的社会活动难以扩大规模,但是,李佳白却矢志不移,苦心经营。面对中国社会的变迁,始终抱着改变中国的梦想,希望通过对上层人士的活动,影响中国社会。19世纪20年代,中国南北分裂、战乱纷扰,他在《国际公报》(注:1922年,李佳白建立北京尚贤堂并发行《国际公报》,原来的机关刊物《尚贤堂纪事》并入该报。)和中外报刊发表大量时政文章,拜访当政者,提出各种治国安民建议。在尚贤堂组织和平活动,呼吁各方停战。他奔走于各省,向政界、商界、学界、宗教界发表以和平、统一、教育、宗教为题的演讲,可以说是一个有相当影响的社会活动家,直到去世时,李佳白仍是“案有残稿,囊无余钱”[2]。可以说,这是对一个始终怀着宗教热情、希望对中国进行改造的基督教传教士的真实写照。

其三,李佳

白各教联合的思想隐含大同理想。尚贤堂也是一个多种宗教联合活动的场所,这是尚贤堂的一个显着特点。李佳白认为儒学和其他宗教有许多相似之点,虽然各宗教有不同的名称和仪式,但在实质上所有宗教的性质是同样的,都强调“道德至上”。因此,尚贤堂积极为各教人士提供一个阐述各自宗教信仰,共同研讨其他宗教的平台。各教联合会声明:开会时“不可批评他教之教理,更不可毁谤他教及凌辱他教之人”。[20] 尚贤堂会员没有派别之争,不分畛域之见,为各教和平共处起了示范作用。为此,有同行攻击李佳白背叛了基督教,他用“君子和而不同”,说明各教联合而非各教合一的含义,他既演讲基督教教理,也探讨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异同。1927年,世界各教联合运动会领袖吴序柯在该会成立11周年大会上,以李佳白的着作《基督徒教人如何赞成他教》为题作和平演讲,赞扬李佳白以宗教大同进而求世界和平的思想,对世界和平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反观当代社会,面对一个宗教多元化的世界,应如何看待多元的宗教及不同的文化传统,如何消除宗教之间的隔阂和冲突,李佳白各教联合的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启示。

其四,就社会影响而言,李佳白创办尚贤堂及其发展过程,折射出从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变迁,也反映了这一时期基督教传教士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逐渐减弱的特点。尚贤堂成立时,正是中国在甲午战败后急于向西方寻找救国方案的时期,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社会的影响达到了顶峰。李佳白看到了中国社会的需要和这种需要提供给基督教的机会,为了更有效地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实现传教的目的,他把传教对象转向中国的上层社会。维新时期,李佳白利用他鼓吹变法产生的影响,向清政府申请设立尚贤堂,获得清政府的正式批准,使李佳白及其尚贤堂的影响不断扩大。

尚贤堂在20世纪初得以迅速发展,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庚子事变后,教会和传教士的外部环境与19世纪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清政府中最顽固排外的势力已被翦除,极力表现出对西方列强和传教士的友善态度,士绅阶层中对于基督教和传教士的敌意有所减弱。[21] (p351~360)因此,总理衙门称赞李佳白办尚贤堂“盛意殷勤,良可感佩”。是“与中国各直省巨绅集资设立书院义学情事正复相同”[22] (p14~15)的善举,支持李佳白设立尚贤堂。这也反映出《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统治,与西方帝国主义妥协、合作的本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人民有信教的自由,孙中山等革命派中的一些主要人物信奉基督教的事实,使社会上对基督教的看法大为改变。另外,李佳白为自身树立了一个较好的社会形象。他通晓汉语,兼具儒学知识,尊重中国的文化传统,致力于上层社会活动,周旋于达官显要之间,广交华人朋友,赢得了一批官僚士绅的信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李佳白个人和尚贤堂的发展遭受挫折,反对参战影响了他的声誉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代表西方势力的在华传教士成为众矢之的。五四运动引发了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及尊严的热情空前高涨。中国不满意于西方列强的控制与干预,要求摆脱来自外部的威胁和压力,使传教士的工作陷入困境,李佳白和尚贤堂的活动不可避免受到冲击。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非基督教运动的矛头直接指向基督教会和传教士,尚贤堂境遇每况愈下。尽管李佳白苦心经营,也只是勉强维持局面而已。随着中国民族主义革命洪流的高涨,尚贤堂终于逐渐淡出了中国历史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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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总理衙门总办京章复函[J]. 万国公报,第136册,19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