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料是由事件当事人或事件亲闻者对历史事件发生时的场景、气氛、经过、影响等情况进行口述,由收集者将口述内容以文字、声像等形式进行记录整理之后所形成的资料,这些资料的内容往往无法见诸于档案文献,但是对于丰富历史记录的内容、弥补历史记录的空白具有重要的价值。

民国时期的四川是鸦片种植的集中地,鸦片的产量最高、质量最好,当然对社会毒害也最深。面对这一现实,当时四川省政府制定了诸多严厉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进行禁烟,却收效甚微。据此推断,问题应该出在政策的贯彻执行上,也就是当时的政府官员是怎样办理禁烟事项而导致成效甚微的。目前涉及这方面内容的档案我们很难找到,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曾经出版的《四川文史资料选辑》中刊登了一些曾经亲历过禁烟运动的人员讲述当时禁烟详情的文章。透过这些亲历者的口述记录,我们得以还原当时的历史现实,总结烟土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为做好当前禁毒工作提供历史借鉴。

1、民国时期四川禁烟口述史料的特点

(1)来源可靠,真实可信

《苦忆四川烟祸》的讲述者谢藻生,当时的职务为四川禁烟善后督办贺国光的秘书;《解放前荥经烟祸略忆》的讲述者为陈耀伦,时为民国时期川军二十四军少将副官;《刘湘、蒋介石在四川的鸦片禁政》的讲述者周介眉,时任崇德进出口贸易公司经理,该公司系四川军政要人潘文华之弟潘昌猷创办;《芦山铲烟亲历记》的讲述者杨若瑜,时被刘文辉委任芦山县县长。从身份上来看,这些讲述者具有很明显的代表性,所有讲述者均亲历了民国时期四川的烟祸时代,有的是执行禁烟活动的领导者,有的作为商人直接参与了烟土的买卖,也有的作为军阀间接谋取到了烟利。因此,这些史料的来源应是可靠的。而且,抛开不可避免的主观性而言,毋庸置疑的是,他们对于当时历史现实的揭露都是一致的,他们所讲述的事件内容也应该都是真实的。更为重要的是,尤其是陈耀伦,新中国成立后曾在四川省文史馆任馆员,更加清楚口述史料形成的真实性要求。

(2)语言直白,通俗易懂

由于官方文件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内容的表达官腔较重、言简意赅,文件的格式统一规范,表达的方式以议论、说明为主,记叙的部分很少,除非是想通过某一具体事件说明一定问题的时候会使用记叙,因此在利用这些文件进行史料研究时会给阅读者造成较强的严肃感。而口述史料则不同,它的形成者为单独的个体,不代表政府单位发言,不需要注重用词上的字斟句酌,也不要求句式表达的严谨性,在语言的表达上带有极强的随意性,讲述者通过通俗易懂的话语,主要以记叙的表达方式将曾经发生的事情讲述清楚,而且其间可以表达个人的观点和看法。虽然口述史料的收集者将这些口述记录公开时要进行加工整理,但也基本是口述者原话的公开,比如周介眉在《刘湘、蒋介石在四川的鸦片禁政》中提到:"二十一军设有'军实科',由刘湘的舅子周虎成当科长,他同帮会打成一伙,就在军事机关里制造吗啡原料'粗子(坯子)',走私运到上海卖了,买回枪弹来杀害人民"[1].可以看出,与官方文件的严肃性相比,口述史料语言直白、通俗易懂的特点一览无余。

(3)内容丰富,形象立体

由于鸦片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润,各方军

阀以鸦片收入作为主要财源,被称为军队的经济命脉,因此在禁烟的过程中,对于政府的禁烟文件,很多官员都是在做表面文章。实际上呢?在下乡监督铲烟的过程中,按照杨若瑜所讲:"我坐在客厅里,由几个像样的士绅陪着,闲谈一些地方风景人物。我又垂询一些地方民情,表示关怀民情的样子,连乡公所的大门都没有跨出一步。这样鬼混了半天,就坐上轿子闭起眼睛回城。究竟该乡种烟多少?真实情况如何?我连问都不敢问。明知遍地是烟,根本一株也没有铲"[2]175.同时,各乡表面唯命是从,实则极力采用迂回战术,采取盛情款待、大送礼金之手段,然后求得风平浪静、相安无事的结果。尤其在铲烟的过程中,各种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丑态可谓展示得淋漓尽致。举例来说,铲烟,应是把烟苗铲死,阻止其再生长。但是鉴于利益的诱惑,各乡乡长是肯定不舍得铲的,命"铲烟者轻轻地把烟苗旁边的土翻动了一下,有的把烟苗连土一起铲起让它倾斜在地里"[2]179,因为这样做,等到巡督走后,他们可以把离土的烟苗扶正,烟苗又可以继续生长了。从口述者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栩栩如生地再现那一幅幅可笑的画面,透视出那些人唯"烟"是图的嘴脸。

2、民国时期四川禁烟口述史料的作用

(1)为揭露当时政府的禁烟实情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

从复原历史的角度来看,口述史料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档案比较偏重于记录统治阶层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的政治活动,所以与档案信息的严肃性相比,口述史料记录历史的幅面较为广阔,能够将诸多口述者亲身经历的、亲眼看见的、亲耳听说的社会生活真实地表现出来,而且呈现的多是有血有肉的诸多个案记录,是弥补历史空白、丰富历史生活记录的重要来源。

以蒋介石对禁烟的态度为例:在其入川参谋团呈文中说,"统一四川政治,必先取消防区。限制扩军,必先禁烟。"关于烟利的问题,四川省政府发表的《省财政报告》《防区财政报告》等文件在外人眼中纯粹就是官样文章,没人相信,因为对于鸦片的收入,深谙其中的军阀都讳莫如深。而张为炯却道出了实情:"以硬银元作例,西康或雅安的烟价每两售一元至二元,运到成都最低售三四元;有时缺货买主多,可以售八九元一两。雅安的烟,一天可到达成都,转手间即获几倍的利"[3].因此,为加强对四川的政治统治,分得一杯鸦片羹,蒋介石特在宜昌设立特税处,专门征收四川烟土的出口税,寓禁于征,禁烟的真相昭然若揭。

(2)为了解当时鸦片对社会民众的摧残提供了翔实的证明

由于军阀常年混战,社会动荡不安,民众生活日益窘迫,很多人为转移这种精神与身体上的痛苦,染上了烟毒。且由于政府暗中鼓励鸦片的种-贩-运-吸,造成鸦片市场的膨胀,吸烟的人越来越多,四川的烟馆随处可见,甚至家中备烟已成为人们的待客之道,全家吸烟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对此,民间传有戏谑的打油诗为证:"一家五个人,个个点烟灯,神仙吹玉笛,香雾帐中腾",形象描述了瘾君子们的醉生梦死。随着鸦片在社会生活中的渗透,人们对于鸦片也产生了畸形的认识。有的家长为了使儿子静待家中,不至于出去到处惹是生非,竟然训练儿子吸毒,以期成瘾,从而羁縻在家。甚至有的贫苦民众为了吸毒抛弃妻子、倾家荡产。邵献书讲到"安科乡的苦斯呷家,原有不少土地,娃子 4家,以后 3 人吸食鸦片,不但土地、娃子卖光,最后连自己的儿子也被卖了。"[4]

此外,对以种地为生的广大劳动人民来说,被政府强迫种烟,并征收名目繁多的苛刻税种,不种的话就征收高额的"懒捐",对缴不起捐税的农民施以酷刑,逼得民众家破人亡。充分说明了鸦片给劳动人民带来的深刻危害。

(3)为当前我国防毒拒毒工作的开展提供深刻的历史借鉴

对于民国时期的四川鸦片,民间有这样的说法:"年年种烟,年年禁烟,年年铲烟,年年收烟,年年因禁烟而杀人,年年因种烟而获利"[5],直接剑指利润是造成民国时期四川烟土屡禁不止的原因,也是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原因。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四川的烟祸已经成为历史,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不应该忘却这段苦难的历史,而应该将四川人民遭受烟祸的这段历史深深地铭记,这样我们才会更加珍惜现在安稳的幸福生活。拒绝毒品,珍爱生命。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个别违法犯罪分子依然在为追求毒品的暴利而铤而走险,个别意志消沉的人员依然在通过毒品寻找刺激,毒品---这颗社会的毒瘤仍旧存在,因此,我们应该以史为鉴,加强毒品预防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的拒毒防毒意识,以更积极的创新精神去创造愈加美好的未来。

3、结语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的四川军阀割据混战,作为军阀主要经济来源的鸦片,成为社会的毒瘤,经过事件当事人的口述史料,我们得以复原当时的历史,得以了解当时社会大众的苦难,从而更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