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华文明经历过无数次剧烈的整合,是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进行的──即汉民族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与中西文化之间的融通,从而由分散走向一统,由中国步入世界。

关键词:文化;文明;整合

“文化整合”是文化变为整体的或完全的过程,在此一过程中,构成文化的各要素、各子系统之间互相涵化,互相调适,形成“文化模式”。文化整合的特点,是过程性,达成模式只是相对静止,整合不会停止;二是整体,即“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以华夏文化为基础,融汇、整合各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不断丰富发展,生生不息,熠熠生辉。

夏、商、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尽管华夏族的活动空间主要在黄河、长江流域,但中华文明的基石已初步奠定,象形会意的汉字,儒、墨、道、法等诸子思想,宗法伦理等等都对后世影响深巨。春秋战国时期,所发生的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已经寓含着政治一统的走势。

秦汉帝国正是春秋战国以来中国文化不断整合的结果.其“大一统”的文化模式。不仅在政治、经济上结束了分裂割据的历史,而且在思想意识、风俗习惯等多方面抑制了文化的多元性。寻求—统思想的努力,早在战国中后期便已开始。荀子、韩非子、吕不韦等人便是综合百家、铸造一统思想的代表人物。成书于秦即将完成统一大业之际的《吕氏春秋》明确提出:“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此乃中国文化由晚周之“多”转向秦汉之“—”的先声。祈望四海一家、万邦协和,是中国人早在先秦即已形成的一种心理趋势。这种理想与趋势到秦汉方变成制度性现实。秦汉帝国在朝仪、职官、政区、律令、编户、邮驿、监察、国防、地方行政、人才铨选等方面,都建立起系统的制度,这些制度成为后来2000多年中国文化的基本模式。

国家统一,使多元文化整合的速度加强;而整合后的—统文化.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又反过来增进政治一统。秦汉400余年间,这二者互相推助,形成互补机制。其效应是:统一被认为是合理的、正常的,分裂被认为是违理的、反常的,秦汉文化造成的这一定势,惠及此后2000年的中国史。

秦汉帝国文化的一统整合是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同时进行的。在华夏文化系统内部,统—政治,独尊儒术;在与其他文化系统相涵化时,住来冲会,外拓固守。在农、牧对峙,文明分散的古代世界格局下,秦汉帝国通过战争、外交、商贸等多种途径,打通障碍,勾通亚欧,开辟了“丝绸之路” 与“海上丝绸之路”,为世界文明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所有这些。都表现出中华文明在秦汉帝国时期的原创活力。

物质文化的交流总是双向的,中同奉献给西方世界以精美实用的丝绸,欧亚各国人民也同样回报了各种中国的需求品。我们今天所常见的一些植物,并非都是中国的土产,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一批带有“胡”字的植物,如胡桃、胡瓜、胡葱、胡荽、胡椒、胡桐泪、胡萝卜等等,十有八九是来自西方。汉初以来,西来的不仅仅有植物,还有罗马的玻璃器、西域的乐舞、杂技。汉武帝时,西域南海方物“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师(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汉书?西域传》)。到了东汉末年,史书记载:“灵帝(167—189年在位)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后汉书?五行志》)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种分合转化不仅表现在国家政治上,文化进程也大体遵循此例。魏晋南北朝近400年间(220-581),社会破碎,大—统帝国文化随之崩解,“分而合,合而分”的周期性转换,并非平面式的循环往复,乃是螺旋式上升过程。每一次“分”,意味着文化向丰富多元发展;每一次“合”,意味着文化向深刻综汇迈进、而魏晋南北朝再次出现的文化多元走向,则是对经学弥漫的秦汉大一统帝国文化的反拨,是人文自觉的一次生动耀现。游牧或半农半牧民族的“胡”文化与中原农耕人的“汉”文化长时间交会,在冲突中走向融合。隋唐帝国重建,中国文化又一次走向整合:它广汲博纳,气势磅礴,是魏晋以来胡汉、中印文化融合的历史结晶。

进入唐代,民族的进一步融合,疆域的更广阔开拓,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的整合,使得唐王朝凝聚了极大的力量,生产发展,商业繁荣,文化昌盛,并以博大的胸怀,大量接受外来文化,使之融会到中国文化的整体当中。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借助唐朝强大的政治力量,中原文明也传人西方,深浅不等地影响了西方各国。

隋唐文化极一时之盛,还表现在以博大的胸怀,如“长鲸汲百川”似地汲收异域外来文化。据研究统计,唐朝的外来物品分为18类,共170余种,从物质生产到精神生活都对唐朝中国人发生过影响,并融入中国本土文体中,最终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美] 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唐人不仅在物质文明上广为接受胡装、胡食,而且以空前规模采撷外域精神文明的英华,这包括南亚的佛学、医学、历法、音韵学、音乐、美术:中亚的音乐、舞蹈,西亚的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医术、建筑术乃至马球。外域文化如“八面来风”涌入唐代中国,使唐文化成为一种“与印度、阿拉伯和以此为媒介甚至和西欧的文化都有交流的世界性文化”([日]井上清《日本历史》)。

中国文化经历过无数次剧烈的整合,每一次整合都赋予自身以强大的生命力。这包括中西文化之间的融通,也包括汉民族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辽夏金元时期的中国文化,奏出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碰撞与融合的交响曲。辽夏金元不同程度地采用中原王朝政治制度与生产方式,接受汉族的文化习俗。宋辽夏金元时期的文化大整合,使少数民族的汉化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此过程中,汉民族也经历了一次新能量的扩充,汉文化的生命力得以提升和完善,被征服者征服了征服者。

明清两代,中国古典文化进入总结阶段。其突出表现,就是朝廷调动大量的人力物力,编纂《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类书、丛书,实现了中国古代典籍的一次大整理。也必须注意到,明嘉靖到万历以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早期启蒙文化的勃兴、市民阶层的成长,实学思潮的澎湃,为传统中国迈入近代社会培植了活性因子,准备了运行机制。

晚清以降文化的现代转型,是内力和外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西方影响与中国文化固有因素如忧患意识、变易观念、民本思想等彼此激荡、相互作用的产物,呈现出古今更革,中西融会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