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风起云涌,成为当时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研究民变问题是透视清末社会恶性运行的重要视角。关于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尤其是乡村民变)问题的研究,学界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从总体上看还存在一些不足和空白。

【摘 要 题】史学动态

【关 键 词】民变/乡村民变/民变问题研究

【正 文】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此伏彼起的民变,成为了当时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不仅加剧了社会的动荡,而且对整个封建社会统治秩序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剖析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是透视清末社会恶性运行的重要视角。学界对此关注较多,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发表论文共约50篇,但还存在不足。本文就民变(尤其是乡村民变)问题的研究状况做一回顾,并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 关于民变涵义的界定

“民变”一词由来已久,学界也较常用。然而,学者们在使用该词时,对其涵义的界定却标准、角度不一,理解笼统、模糊。

最初,“民变”是指下层群众(主要是农民)进行的具有某种正义性、以暴力聚众反抗朝廷的行为。据载,历史上最早的民变是西周时的“国人暴动”。西周时期,“九传厉王,暴虐无道,为国人所杀,此千古民变之始”[1](P.1)。在《白话东周列国志》中,澎湃将此处“民变”一词译为“百姓暴乱”[2](P.1)。

随着社会的发展,下层群众不断分化,成分日趋复杂。他们反抗封建统治的原因各异,斗争形式多样,目标不一,这些因素大大增加了对“民变”概念界定的难度,学界的理解也有了分歧。

章炳麟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说:“长素以为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然则立宪可不以兵刃得之耶?既知英、奥、德、意诸国,数经民变,始得自由议政之权。民变者,其徒以口舌变乎?抑将以长戟劫弩、飞丸发旅变也?近观日本,立宪之始,虽徒以口舌成之,而攘夷覆幕之师在其前矣。使前日无此血战,则后之立宪亦不能成。”[3](P.96)可见,在章炳麟看来,民变不仅以议会斗争和民众抗议等非暴力方式进行,更多的是以武装起义、倒幕运动等暴力方式进行。

解放后,学者对民变问题关注颇多。《晚明民变》一书的作者李文治理解的民变是以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如李自成起义)为主,同时包括兵变、“匪寇”活动及少数民族的斗争,民变成分包括饥民、军卒、“土贼”、“流寇”及“回贼”[4]。而较早对清末民变给予专门关注的学者吴雁南则明确指出,民变即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各阶层劳动群众的反抗斗争”[5]。

不少学者将民变分解为各种斗争类型。章开沅等将民变分为抗捐抗税抗租斗争、反洋教斗争、工人罢工和起义、秘密会社起事、少数民族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等几种主要形式[6]。张振鹤与丁原英等在《清末民变年表》中整理了清末人民群众各种斗争的概况,包括抗租抢米、抗捐抗税、抗官抗暴、反饥饿、反新政、反洋教、抵制美货和日货运动、保路运动、罢工罢市、学潮、兵变、农民起义、少数民族起义、秘密会党起事、革命党活动、盐枭、马贼和土匪活动等。可见,张振鹤等理解的民变,内容涵盖非常丰富,城镇乡村民众的各种斗争几乎无所不包[7]。以后的学者也基本沿用了这样的划分。甚至在有的文章书籍中,把挟嫌报复、杀人抢劫、拐卖妇女儿童等行为也视为“民变”。从学者的理解中,不难看出对民变词义理解的扩大。但仅仅从斗争形式上来界定民变,是无法真正体现民变涵义的。因此,一些学者从内涵和外延上对民变概念进行了界定。陈旭麓将民变与革命区分开来,提出“民变是下层群众用直接诉诸行动的方式以表达自己对现存社会的不满和反抗,是中国社会内在矛盾激化的产物。与革命相比,民变具有自发性、分散性和落后性,因此二者并不相同”。他根据民变内容将民变大体概括为抗捐抗税、抢米风潮、为求食而导致的城乡骚乱、会党和农民起义、罢工斗争、兵变、学潮、反对教会与外国侵略者的斗争、反对“新政”以及其他反对压迫的斗争共十类[8](PP.296-304)。

桑兵和曲晓范等对罢市与一般民变的性质进行了区分。他们在肯定了罢市与民变的密切关系的同时,强调由资产阶级组织领导的反封建的商人罢市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变[9]。

更多的学者将视线集中于乡村民变,他们将民变一般理解为乡村民众进行的各种形式的聚众反抗斗争。李时岳认为,乡村民变包括农民起义、暴动、毁学、闹县署等[10]。程指出,民变是贫苦民众的暴力骚动,农民反抗封建压迫的武装起义是“民变等无组织的大众集合行为向有组织的集团斗争发展”。而下层民众反对外国侵略势力的斗争与资产阶级各派系组织和影响下的农民斗争则不属于民变[11](PP.16-17)。刘平认为农村民变是“农业社会里自发产生且具有一定规模的农民反抗运动”,表现形式多样,如仇教排外、抗捐抗粮、盗匪活动、游勇扰乱、家族械斗、贩毒贩盐、灾民暴动、秘密结社起事等[12]。主要以反洋教和反封建压迫为内容,在民变过程中,“伴随着大量的抢、砸、烧、杀行为”[13]。

有些学者着重研究了与清末新政密切相关的农民反抗斗争。章征科将民变按内容分为乡村民变和城市民变,乡村民变主要有反赔款摊派、反抽捐加税、抗租抢粮、反洋教、反禁烟、反户口调查以及维护旧风习等,而抵制美货运动、抵制日货运动、反新学堂的学潮则是城市民变[14]。殷俊玲将民变的类别分为抗捐抗税斗争、反教会、抢米粮、闹罢工、毁学风潮、反户口调查、反禁烟等[15]。

“民变”涵义的分歧,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马自毅在民变概念界定方面,进行了更深入的尝试。她指出,“民变”涵义应从广义与狭义来理解。从广义上说,作为推翻清政府的力量,任何“反政府、反社会行为”都可称为民变,但就严格意义而言,将毁坏公共设施、杀人抢劫、贩毒、贩卖人口和私盐、少数民族以分裂祖国为目的的反清斗争视为民变,这是不合适的。她将清末民变分为两类,一是以有功名的乡绅、地主为主要首领的乡村民变,二是两广、长江流域等地以会党为主体,包括土匪、马贼、盐枭活动在内的民变[16]。杜涛也对民变概念做了厘清。作者认为,对“民变”一词的理解不能过于宽泛。作为体制内的反抗斗争,民变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1)民变的主体具有合法身份,是“民”而不是“匪”;(2)民变本身具有突发性,不是一种有组织、有预谋的对抗官府的行为;(3)民变通常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主要是对地方统治秩序形成冲击,本质上并非要推翻政府。秘密社会的活动、农民起义、资产阶级组织的武装斗争,兵变、土匪的活动等就不应纳入清末民变的范畴。有些民变可能附属甚至转化为上述斗争,但一旦完成这种转变,其性质便随之转变[17]。笔者认为对“匪”、“民”的这种界定有失清末历史客观,当时“民”一旦发动民变,多被政府污蔑为“匪”,二者无法彻底分清。

综上所述,对于民变概念的界定,学者们理解的角度不一,说法有所不同,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从最宽泛的角度理解,民变包括一切反对政府、反对统治阶级、反对社会秩序和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行为,最狭义的民变仅指具有一定规模的农民反抗斗争。

二 关于民变的诱发因素

综合大多数学者的观点,辛亥革命前十年间诱发民变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民变是近代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清王朝的压迫剥削及农村经济崩溃的结果,具体表现为苛捐杂税、吏治腐败、土地兼并加剧、高利贷盘剥等。李时岳指出,清末十年农民反抗斗争不断高涨,是由于农村经济崩溃的结果。具体表现在:一是封建地主阶级和清政府的无耻榨取;二是帝国主义及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疯狂掠夺;三是农民的赤贫化引起农业生产的衰退[10]。乔志强也持有类似观点[18]。李新等认为,1902-1911年间广大农民的自发斗争之所以广泛、激烈,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勒索赔款和清政府推行新政,征收苛捐杂税,大大加重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经济负担而直接引起的[18](P.2)。章开沅等认为,土地兼并、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以及清政府的田赋、盐税搜刮造成农民赤贫如洗、被逼反抗[6]。刘平、高小燕甚至将近代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清王朝的残酷压迫,看作是造成民变的根本因素[20]。刘平还认为,吏治败坏是导致民变发生的重要因素[12]。马自毅认为,乡村民变的发生,“多半因为提高捐税、官吏贪污、调查户口,或是新政、地方自治的某项具体措施损害了民众、尤其是乡绅地主的既得利益而起,少数因乡绅内讧甚或官绅矛盾而起”[16]。

其二,灾荒是促发民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封建社会里,农民是抵御天灾人祸最脆弱的阶层,自然灾害往往会成为民变的重要诱发因素之一。李新、章开沅、李时岳等指出,清末全国许多地区灾荒频仍是民变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21]。有的学者甚至将灾荒看作是引发民变的必然因素。简婷以长沙抢米风潮为个案进行的研究,认为连年灾荒使社会生活紊乱、道德失范、人性扭曲,灾荒破坏了自在控制与自为控制这两大社会控制系统,从而导致社会失控,必然引起社会的变乱[22]。刘平、高小燕认为,“清末的灾荒与民变实在是一对常见的孪生儿”,“灾害的发生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促变因素”[1]。

其三,民变因新政而起。清末新政因加派捐税而引起民变,这一点学界已达成共识,同时许多学者还分析了新政中其他一些消极因素。杨齐福在研究了清末新政时期的毁学风潮后,认为乡民毁学的原因主要有四:一是新政的横征暴敛使乡民仇视学堂;二是学堂的现代性得不到乡民的普遍认同;三是社会转型期乡民惊慌的心理惯性;四是乡民缺少文化归属感[23]。辛泸江通过对清末新政中的民众抗查户口的分析,认为民变的发生,一方面在于百姓文化程度低,不明户口调查实质,担心普查户口会成为捐税源头,因而产生抵触乃至反抗心态;另一方面官绅操作不善,藉端需索,敲诈百姓[24]。殷俊玲在分析宣统元年反户口调查风潮时,也指出清政府因调查户口而增加的开支加重了民众的负担,引发了群众的反抗斗争[15]。周积明、谢丹认为,“晚清新政时期的农村骚乱,既有反压迫反剥削反欺凌及维护基本生存权的一面,同时也具有反现代化变革的守旧落后的历史内容”[25]。二位学者分析了新政时期农村反地方自治风潮的复杂历史内涵,认为晚清农村对地方自治的抗拒原因有四:一是农民自身利益受到损害,二是乡村旧俗受到冲击,三是由于社会转型期的普遍紧张心理,在流言的挑动下,农民容易群起骚动,四是地方恶势力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26]。朱英等在承认官员贪污、农民宗教信仰被触动等因素的同时,认为辛亥革命前夜的农村民变的主要原因是新政征派捐费。朱英从近代农村社会变迁的独特视角,将民变视为城镇与村落的整体对立与冲突的表现[27](PP.647-658)。

其四,从民众的心理角度进行深层次探析。杨齐福、周积明、谢丹等学者都注意到了社会心理因素对民变的诱发作用。殷俊玲在探讨清末新政时期的民变时,深刻地指出:民变是民众的生存本能与生存危机矛盾交织引发的恐惧心理所促成的攻击反映,来宣泄对官府的仇恨,释放心中的压抑,以求解决生存的威胁;民变也是民众在紧张不安的氛围中的从众心理的反映,欲通过群体的力量增强安全感[28]。

此外,还有些学者另辟蹊径,就民变的发生原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分析晚清新政时期民变的原因时,胡成指出,民变是“历史急骤转型过程中的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除了“普遍焦虑和紧张的社会心理”因素外,政府和官员的“伤害和凌辱所激化的社会矛盾”、“因地方势力扩张而加剧的政治抗争”、士绅的“权力失衡”诸因素也是引发民变的原因[29]。刘平认为,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剥削和清王朝的残酷统治外,清末土地关系的恶化和人口流动加剧加重了人口膨胀的社会问题也是民变发生的不能忽视的因素[12]。

三 关于民变的特点

学者对民变特点的理解有相通之处,但是由于考察角度的差别,关注对象的不同,对特点的归纳也就不尽一致。一般地说,多数学者都认识到了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的自发性、广泛性、分散性、非理性、频发性和目标不明确等特征,乡村民变也具有民变的基本特点。

吴雁南认为清末民变最突出的特点莫过于“某些自发的群众运动开始逐渐转变为自觉的民主运动,从总的历史阶段来说,它们都已纳入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但绝大部分群众斗争仍处于自发状态;劳动群众鲜明地把斗争矛头指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政府;会党在民变中起很突出的作用;武昌起义前后,民变的发展极为迅猛[5]。

李新等认为,辛亥革命前十年的群众斗争“缺乏明确的革命纲领,呈现出明显的自发性和分散性”[18](P.2)。乔志强认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农民革命斗争的特点主要有:一是活动地区非常普遍,发生次数甚为频繁;二是斗争影响极为广泛;三是反教会压迫斗争和抗捐税斗争逐步结合到一起;四是斗争向武装起义发展,锋芒直指清朝各级机构;五是明显的自发性和分散性[30]。胡宪立也持类似观点,并指出:社会基础广泛;斗争的重点地区集中在长江流域及南方各省;各种形式的斗争交错进行;斗争持续高涨,并逐渐走向高潮[31]。程指出,贫苦农民采用“抗捐抗税,均粮掠米、哄抢富户、攻打衙门”的斗争形式,“一般地说,每一次具体事件都缺乏明确的目标,而带有浓厚的自发性、情绪性和无责任性”[11](P.16)。刘平认为“清末农村‘民变’不能被认为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革命或是农民战争,而只是因事因地而起的群众自发性斗争,每次民变都是通过简单孤立的暴力反抗和自发斗争表现出来的,很容易受到清政府的镇压瓦解,‘旋起旋灭’”[12]。马自毅认为,乡村民变基本不具有明确的反政府性,有突发性,少预谋,发生率高但单个案件人数有限,涉及范围也较小,持续时间比较短[16]。

也有学者以新的视角进行了归纳,令人耳目一新。胡成认为,晚清民变“带有新旧对立和冲突的历史特征”[29]。马自毅进一步指出,“清末民变既是传统民变的延续,其原因、目的、形式、口号可在历代历朝的造反中找到先例;但近代社会转型以及西学东渐、欧风美雨的濡染,又引发形式各异的新民变”,“传统型民变渐次包含了新特征;新民变在一定程度上又染有旧色彩,在整体上呈现出社会转型期复杂多变、新旧杂糅的时代特征”[32]。殷俊玲对比了清末民变与以往不同历史时期民变的异同:第一,清末民变中民众反抗横征暴敛、苛捐杂税的斗争是不同历史时期民众斗争的一个共同之处;第二,清末民变所反映出的革新与守旧之间的冲突与对抗则是它与历史时期其他民变的不同点;第三,清末新政引发的民变体现了民众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矛盾与对立[28]。殷俊玲还专门归纳分析了宣统元年反户口调查风潮的特征:第一,活动区域较为集中,遍及大江南北12个省区,以江苏、江西和两广为最,而江苏又最突出;第二,斗争的时间集中而短暂;第三,参加斗争的人员及影响较为广泛;第四,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15]。章征科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辛亥革命时期乡村民变的特点,即广泛性、低质性和过渡性[14]。

四 关于民变的意义

大多数学者对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的意义给予了肯定,也对民变对辛亥革命的作用表示认同。清末民变对西方侵略势力和腐朽的清政府都起到了沉重的打击作用,是推动旧民主主义革命高潮到来的一股巨大力量,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向前发展,是促成辛亥革命的进行和取得胜利的有利条件。

吴雁南评价了民变在辛亥革命运动中的历史地位,指出,“工农群众既是革命的主力军,又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追随者,处于被领导者、同盟军的地位;以农民反抗斗争为主体的‘民变’,是重要的革命动力,而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5]。

法国学者马里亚尼·巴斯蒂·布律吉埃指出,这些民众运动继太平天国、捻军和回民起义等农民暴动后继续破坏传统的农村社会,有力地打击了清政府,“政府被民变频起闹得惶惶不可终日”[33](PP.658-359)。总之,“清末民变已经不是历史的不自觉工具了,而成为民主革命的基石”[8](P.310)。“这些民变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互相影响,互相推动,在时间上、空间上并存,勾画了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一派乱世的景象和加速清王朝灭亡的催命符”[34]。

近年来学者在肯定乡村民变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注意到乡村民变的消极影响。刘平认为,从积极的方面理解,清末农村民变客观上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清政府,民变造成的声势对革命有利;从局限性方面理解,清末农村民变具有破坏性,会伤害到无辜群众的生命财产,政治倾向和斗争策略具有落后性,对传统的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影响微弱[12]。

有的学者专门探讨了乡村民变对清末新政的正负影响。周积明、谢丹认为晚清新政时期的农村骚乱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反清武装起义相互呼应,构成动摇清王朝政治统治的合力;另一方面则对社会造成破坏,形成社会稳定和现代化进程的强大阻力”[25]。杨齐福认为清末乡民毁学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既有乡民对苛捐重税的反抗,具有维护基本生存权的正义性;同时也有乡民对新政举措的不满,具有反现代化的守旧与落后性,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力支持并策应了波澜壮阔的辛亥革命运动”[23]。辛泸江认为抗查户口民变的发生成为户口调查中的消极因素之一,“必然或多或少地影响到部分地区的调查工作”[24]。

此外,也有学者对清政府处理民变的办法略有论及。马自毅指出,“除少数武装抗税、波及面大的案件,清政府一般不动用军队,往往通过惩处贪官污吏,调整捐税征收方式、期限,或由地方官与当地士绅领袖出面调解等方式平息民愤,化解民变”[16]。

综上所述,关于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问题的研究,学界取得了不少成果,主要有:在资料的搜集整理方面,一些学者做出了具有开创性的基本建设,将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状况以年表或档案的方式呈献给后学;从研究的视野看,近年学界表现出由政治史向社会史方面努力的迹象。一些学者着手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民变发生的深层原因,对民变的作用进行了冷静客观的审视,为民变研究开启了新的思路。

虽然学界对民变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从总体地上看,还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有待进一步发掘。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的史料散见于当时的档案、公牍、文集、各类报刊杂志和地方志中,资料庞杂零散,不易于全面地搜集、整理。又因为学者对民变判定标准的差别和个人能接触到材料质量数量的影响,根据各自的研究侧重点各取所需,史料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

其次,研究深度不够,亟待运用新理论新方法进行研究。从以往的研究成果看,学界缺乏对民变丰富内涵的明晰界定,多数学者沿袭传统的阶级斗争史学观念,从群众自发反帝反封建统治的角度进行理解,忽略时代内涵。虽然有的学者运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理论探讨民变问题,开始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有益尝试,但是研究仍多侧重经济史、政治史,对于社会生活、民众心态、文化教育等方面则用力不够,而从当时下层群众的生存状态、心理活动和反抗斗争状况等角度,去审视清末民主运动始终缺乏雄厚的群众载体的原因,会更清晰、全面地反观民主革命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以往的研究多以论代史的传统方法进行,研究方法有待改进。

再次,从研究区域看,存在不均衡问题,重全国而轻地区,重总体考察而轻具体分析。学者或从全国范围着眼研究,或对全国民变或几种民变形式进行宏观探讨,或仅就一省或某一地区或某一次事件或就某一类型的民变进行微观分析研究,更没有就一个省份的民变进行区域研究的成果。虽然在各种中国近代史、辛亥革命史的着作、论文中,对民变问题均有涉及,但论者一般只是阐述各自观点,没有形成交流对话的局面。

此外,对于晚清政府的“应变”举措的研究几乎还是一个空白,研究的空间十分广阔。

【参考文献】

[1]古本小说集成编委会.古本小说集成(第五辑)[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2]蔡元放编.澎湃编译.白话东周列国志[Z].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1993.

[3]姜玢.革故鼎新的哲理——章太炎文选[Z].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4]李文治.晚明民变[M].上海:中华书局,1948.

[5]吴雁南.清末“民变”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中州学刊,1980,(4).

[6]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7]张振鹤,丁原英.清末民变年表[J].近代史资料,1982,(3、4).

[8]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9]桑兵.论清末城镇社会结构的变化与商民罢市[J].近代史研究,1990,(5);曲晓范.1893年长春商人抗捐罢市事件述评[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1,(3).

[10]李时岳.清末农村经济的崩溃与农民运动[J].史学月刊,1958,(6).

[11]程.晚清乡土意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12]刘平.清末农村“民变”散论[J].江苏社会科学,1993,(5).

[13]刘平.略论清代会党与土匪的关系[J].历史档案,1999,(1).

[14]章征科.辛亥革命时期乡村民变的特点及成因探析[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

[15]殷俊玲.宣统元年反抗户口调查风潮[J].历史档案,1999,(3);马自毅,前所未有的民变高峰——辛亥前十年民变状况分析[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

[16]杜涛.清末十年民变研究述评[J].福建

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7).

[17]乔志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J].历史教学,1963,(5);乔志强.辛亥革命前的十年[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18]李新.中华民国的创立,中华民国史(第一编,全一卷)(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9]刘平,高小燕.湖南农村民变与辛亥革命[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6).

[20]李新.中华民国的创立,中华民国史(第一编,全一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上、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李侃,李时岳.中国近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4.

[21]简婷.灾荒·长沙抢米风潮·辛亥革命[J].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01,(1).

[22]杨齐福.晚清新政时期乡民毁学述论[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5).

[23]辛泸江.清末新政中的户口调查[J].北京档案史料,1999,(3).

[24]周积明,谢丹.晚清新政时期的农村骚乱[J].江汉论坛,2000,(8).

[25]周积明,谢丹.晚清新政时期的反地方自治风潮[J].河北学刊,2002,(4).

[26]朱英.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7]殷俊玲.清末新政与民变浅谈[N].光明日报,2002-12-31.

[28]胡成.晚清新政时期民变的原因及历史特征[J].二十一世纪,1998,(10).

[29]乔志强.辛亥革命前的十年[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30]胡宪立.略论辛亥革命时期的群众自发斗争[J].郑州大学学报,1981,(4).

[31]马自毅.新旧杂糅的清末民变[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

[32]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1800——1911)[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33]谢俊美.捐纳制度与晚清吏治腐败[J].中国近代史(人大复印报刊资料),20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