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故事：“刑不上大夫”历史之谜：不因大夫免刑罚

最近经常能看见“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其实，这句话原本只是一个误解。“刑不上大夫”最早出自《礼记》。《礼记》是一本礼仪礼制方面的书。

虽说律法渊源来自于“礼”，也有“寓刑于礼”的例子，但《礼记》重点强调的还是道德规范，和法律是两码事。《礼记》上这句话的原文是：“国君抚式，大夫下之。

大夫抚式，士下之。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侧。兵车不式，武车绥旌，德车结旌。”这是在讲乘车的礼仪。大意是说两辆车在路上遇上了。

一辆是国君的，一辆是大夫的，大夫要下车，国君不用，扶着车前面的横木，点点头，就可以了。同样，上级遇到下级，也都是下级要下车，上级扶横木点头即可。

“礼不下庶人”是说这个规定一般老百姓不用遵守。因为，老百姓不吃财政拨款，所以没有必要这么严格地去规范。“刑不上大夫”就是说如果违反了这个规定。

级别是大夫的话，国君也不能利用暴力来逼迫大夫，那些执行刑罚的人，这时候也不要跟随在国君身边。简单地说，“刑不上大夫”，最早和法律基本没有关系。

当然，后来这句话在不断被引用的过程中，产生了变化，意思就被发挥了。大概是从写《过秦论》的贾谊开始，渐渐地，我们现在理解这个意思就成了主流观点。

直到近代，梁启超、郭沫若也都这么认为。但其实这层意思更多地来自于知识分子的美好愿望，或者说，来自于士大夫阶层对帝王的要求和限制。

但你看看中国历史，就会发现，刑上大夫这样的事从古至今不曾断过。最早周公诛管叔、蔡叔，厉王流放于浇，就是著名先例。到了汉文帝时期，文武百官如违犯法规，朝堂之上仍难免遭受如同寻常百姓一样的刑罚。考虑到这些受罚的高官的面子问题。当时的执政、执法官员提出，对高级官员施刑时要宽待一些，汉文帝倒也痛快，接受了这个建议。“刑不上大夫”只不过是刑少上点，或者不公开上大夫而已。如何去把握怎么少上，或者如何不公开上，历史亦有参考。比如西周时期有个“八辟”，后来也叫八议，意思就是说有八种人犯罪。

要特别审议：一曰议亲(皇亲国戚)之辟，二曰议故(皇帝的故交旧友)之辟，三曰议贤(有德行的人)之辟，四曰议能(有大才能的人)之辟。

五曰议功(有功勋的人)之辟，六曰议贵(高官显贵)之辟，七曰议勤(为国服务特别勤劳的人)之辟，八曰议宾(前朝皇帝子孙)之辟。不过，这个规定执行并不严格，时断时续，关键要看君王的态度和心情。

再举个例子，发生在唐朝著名的长孙无忌身上。有一天，他刚从前线作战回来，向李世民汇报工作，进内殿时忘记摘刀，跟皇帝李世民聊完事。

走的时候，被看门的保安发现了。此事本来非常严重，至少也属于“十恶”中的大不敬，要知道，“十恶”是最严重的十种罪行，所以十恶不赦。

但是李世民为了救长孙无忌，就想到了“八议”，按“八议”标准去划分，长孙无忌符合第七项。很快，李世民就召集了诸位大臣共同商议，最终罚了长孙无忌20斤铜钱，就算拉倒了。

所以，刑上还是不上大夫，在专制社会中，不过是君王意愿。很多朝代，高官贵族犯罪，在处死刑的时候，为了照顾情绪，会采取秘密处决。

或者赐死，不在大街上公开砍头。相对一般犯罪分子来说，只是让你死得好看些罢了。《汉书》中的解释说：因为士大夫是有社会地位、有身份的人，万一犯法，被制裁了，就是极大耻辱。所以，死得虽然没有那么难看，也足以给世人警示了。

关于“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还有一种解释，说我们对“上，下”这两个字的认识本身存在错误。“上”表示尊，“下”表示卑。

整句话意思就是“刑不尊大夫，礼不卑庶人”，不会因为大夫之尊，就可以免除刑罚，也不会因为庶人社会地位低，就将他们排除于文明社会之外。

这个解释虽然牵强一些，倒也符合现代的法律观念，“天子犯法，与民同罪”，多大的老虎也不能吃人，吃人的老虎，总有一天会遇到武松的。

二、历史故事：“刑不上大夫”历史之谜：不因大夫免刑罚

周王朝有严格刑罚，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周礼以父系社会体制之下形成的宗法制为基础，用以调解和调节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关系。刑罚是用来控制、镇压平民，有死刑、墨刑、流刑、鞭刑、赎刑等刑罚和一套诉讼审判制度。

西周在《禹刑》和《汤刑》的基础上，制定了《九刑》。《九刑》的主要内容，就是在于严厉惩治那些所谓盗、贼的行为，维护奴隶制度的基本法则和奴隶主贵族的根本利益。据《尚书吕刑》所记，周代的刑罚，有墨（脸上刺字涂青）、劓（割鼻）、刖（断足）、宫（男去势，女禁锢）、大辟（斩首）五刑。此外，还有鞭刑和流放。判处五刑的律条，共有三千条。法网严密，远远超过了前代。西周法律有明显的阶级性质。据《周礼小司寇》，贵族犯罪可受特殊处理，即所谓八议：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即使死刑，也要特别交由甸人执行。只要是有官爵的命夫、命妇，狱讼时不必亲自出庭，不躬坐狱讼。西周中期的曶记载曶效父间的讼事，曶派遣其下属代表出庭，取得胜诉，是很好的实例。同一鼎铭还记述在一个荒年，匡氏家众与奴隶二十人盗取了曶谷物十秭，曶出诉讼，匡季以七田、五人作为赔偿，五人成为曶奴隶。这一案例表明，当时的法律目的在于维护奴隶制的所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