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一种特殊的史料资源,历史小说在历史教学中有其独特的教育价值。在开发与利用过程中,要辨别区分历史小说中的可信与不可信内容,并加以合理使用。即使是虚构的情节内容,也有“思想”上的研究价值,应该深入探讨挖掘、利用其背后的历史价值。

关键词:历史小说 教学资源

一、引言

历史研究是一门注重实证的学问,这是一个事实。近几年的中学历史教学似乎受此理念影响,越来越强调史料教学。本小文要讨论的问题,也是以往我们忽略的问题,即在中学历史教学中,作为文学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小说实际上也可以成为史料教学的重要资源,这样自然就扩大了教学资源选择的途径,从而突破了传统史料教学中关于“史料资源”的狭隘认识。可是从目前的教学实践来看,却鲜有这样的探索,倒是全国性的历史高考试题命制,在这方面走出了第一步:2007年广东历史科高考卷中有一道材料解析题,命制者给考生提供了明中后期两本小说《醒世恒言》与《金瓶梅》中的两段叙述,意在考察学生通过这两段材料的分析以洞悉明朝妇女在婚姻观上的自主性。

实际上,与各种史着一样,历史小说也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所不同的是它是以特定的历史为背景,以描写完整的历史情节,塑造生动的历史人物形象,更多的是通过隐喻的方式,来展现、揭示一个历史时期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历史小说当然也可以成为我们认识历史的重要资源,这些教学资源如果在历史教学中得到充分挖掘与合理利用,可以起到很好的教学效果。比如在我们熟悉的鲁迅的代表性小说中,《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为背景,通过虚构“阿Q”的故事情节,深刻揭示了当时农村的阶级矛盾以及辛亥革命脱离群众的局限性;《故乡》通过虚构的“我”回到故乡的所见所闻,特别是少年时代闰土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农民在20年代所面临的“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当然,历史小说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许多虚构情节,这就决定了在史料教学中我们要给以更周密的审慎判断:第一,要有充足理由区分辨别哪些情节内容是可信的,哪些是不可信的;第二,对于历史小说中一些表面上看不可信的事实内容(即虚构的情节内容),但也要认识到其仍有“思想”上的研究价值,我们要做的就是深入探讨挖掘、利用其背后的历史价值。鉴于此,本小文重点介绍两个典型案例,仅只是提出问题,旨在抛砖引玉,期待大家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二、两个案例

案例一、《汤姆叔叔的小屋》与美国内战教学中的黑人奴隶制

美国内战前,奴隶制的存废成为南北双方争论的焦点。教学中,我们可以尝试利用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相关情节来帮助学生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故事简要:一位名叫乔治·哈里斯的黑人奴隶,他被主人送到了工厂里劳动。聪明的乔治发明了一台先进的机器,乔治也因此受到了工厂主的赞扬和工友们的尊敬。但是,他的主人却把他从工厂中领了回去,因为乔治是主人的财产,受到他人的喜爱是非常危险的,也不应该受到他人的尊重。工厂主为失去这样一个出色、聪明的工人而倍感惋惜,但受到制度与法律的制约,他又无能为力。回到了种植园的乔治,遭受主人的报复,每天做着主人安排的最差而且最重的活,默默地忍受着主人给予的身体上、尤其是心理上的折磨。

斯托夫人在这一段文字中生动地描述了一个名叫乔治·哈里斯的黑人奴隶在身体与精神上遭受到的双重折磨,表达了她对奴隶制的强烈愤慨。当然,乔治·哈里斯是斯托夫人在小说中虚构出来的一个黑人奴隶,似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可信度”,但这一虚构人物却是当时美国存在着庞大的黑人奴隶群体这一客观事实的真实反映,从这个角度看,作为一个黑人奴隶,乔治·哈里斯又有着广泛的代表性,因而又不纯粹是一个虚构人物。由此推理,《汤姆叔叔的小屋》在揭示美国黑人奴隶制度的残酷性与阴暗面上是真实可信的。

从斯托夫人的人生经历也可推论出她在美国黑人奴隶制度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从而验证这段故事情节的可信度。斯托夫人生活在与蓄奴州仅一河之隔的肯塔基州辛辛那提市,辛辛那提为废奴运动的中心之一,也是各地逃奴的避难地。她的父亲曾在家中安置过逃奴,她的弟弟经常到蓄奴州,给她带来了许多有关种植园主对待黑人奴隶的真实故事,更值得一提的是,她还到过辛辛那提市郊的几个种植园,耳闻目睹了黑人奴隶的悲惨遭遇,这成为斯托夫人写作的素材与动力。写作完成后,世人给予了这本小说非常高的评价:《汤姆叔叔的小屋》不失为反映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一部伟大的民间传记。

案例二、《九三年》与法国大革命教学中的雅各宾专政

法国雅各宾派执政时,实行了恐怖政策。为什么要实行恐怖措施,如何评价恐怖政策?教学中,我们可以尝试利用雨果的小说《九三年》帮助学生理解这一问题。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雨果的历史背景。可以说雨果(1802—1885年)几乎经历了19世纪法国的一切重大事变。雨果曾歌颂波旁王朝复辟,后又热情赞扬“七月革命”。二月革命后,雨果逐渐成为了共和主义者。当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时,雨果参加了反政变起义。法兰西第二帝国建立后,雨果被迫流亡国外,但仍坚持斗争,直到普法战争爆发才回到法国,号召人民抗击侵略者。巴黎公社起义时,雨果愤怒谴责政府对公社社员的屠杀。

郑克鲁在《九三年》的“译序”中是这么写的:雨果在写作之前阅读了尽可能多的历史材料。关于大革命时期布列塔尼地区的叛乱,他看了皮伊才伯爵的《回忆录》(一八0三—一八0七),杜什曼?德斯波的《关于朱安党叛乱起源的通信》(一八二五)。关于救国委员会的活动,他参阅了加拉、戈伊埃、兰盖、赛纳尔等人的回忆录。关于国民公会,他参阅了《日通报》汇编。他研读了米什莱、路易?布朗、梯也尔、博南的着作……他还使用过拉马丁的《吉伦特党史》,阿梅尔的《罗伯斯比尔史》和他的朋友克拉尔蒂着述的《最后几个山岳党人史实》,另外,赛巴斯蒂安?梅尔西埃的《新巴黎》给他提供了一七九三年的法国生活和堡垒建筑的宝贵材料。

可见,雨果是在掌握大量文献史料的基础上,以一种特殊的政治眼光来撰写《九三年》的,使得这本小说有了真实的历史背景和极强的可信度。在这部小说中,雨果总体上对法国大革命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具体情节上,《九三年》又尽力施展出了叙述翔实的特点。比如雨果详细描述了革命斗争的残酷性:保王党叛军提出“杀掉,烧掉,绝不饶恕”的口号,平均每天枪杀30个共和军,而且纵火焚烧城市。保王党在一些落后地区拥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农民的愚昧落后是贵族发动叛乱的基础。例如农妇米歇尔·弗莱夏既不知道自己是法国人,又分不清革命和反革命,她的丈夫为贵族卖命,断送了性命;乞丐泰尔马什明知政府悬赏六万法郎,捉拿叛军首领朗特纳克,却把他隐藏起来,帮助他逃走。面对这种社会状况,共和军以牙还牙,绝不宽大敌人。在雅各宾派内部,三巨头——罗伯斯比尔、丹东、马拉,虽有政见分歧,但一致同意采取强有力手段,主张“恐怖必须用恐怖来还击”,因为他们知道要保存革命成果,就不得不用暴力来对付暴力。关于三巨头的一次会议,雨果是这样写的:

一七九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小酒馆)后间的桌子旁边坐着三个人。……第一个人叫罗伯斯比尔,第二位叫丹东,第三位叫马拉。

……

丹东使劲地将椅子往后一推,站起来大声说:“听我说。只有一件事十万火急:共和国在危难中。我只知道一件事:从敌人手中拯救法国。为此要不惜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以各种办法来应付各种危险。处处是危险,我也就什么也不顾了。我的思想是一头母狮。必须采取彻底的措施。干革命不能假装正经。……我们要变得恐怖可怕,要讲究实效。大象奔跑时还看该往哪里下脚吗?我们要粉碎敌人。”

罗伯斯比尔轻声回答说:“我也愿意这样。”他又接着说:“但是要弄清敌人在哪里。”

“在外面,我把他们赶出去了。”丹东说。

“在里面,我在监视他们。”罗伯斯比尔说。

“那我就再把他们赶走。”丹东说。

“内部的敌人不能赶走。”

“那拿他们怎么办?”

“消灭他们。”

“我同意。”丹东说。他又接着说:“我跟你说,罗伯斯比尔,敌人在外面。”

“我跟你说,丹东,敌人在内部。”

“他们在边境上,罗伯斯比尔。”

……

“你们平静下来,”第三个声音说,“敌人无所不在,你们完蛋了。”说话的是马拉。

……

马拉接着说:“……危险在于饥荒,是饥荒使搬运工布兰将帕卢市场的面包师弗朗索瓦·德尼吊死在市政厅前的路灯柱上,而法庭又将吊死德尼的搬运工布兰吊死。危险在于纸币一再贬值。在唐普勒街,过路的老百姓看到地上有一张一百法郎的纸券说:‘不值得弯腰去拾。’投机分子,囤积居奇分子,这就是危险。……危险就悬在你们头上,危险就在你们脚下。有人在玩弄阴谋,阴谋,阴谋。街上的行人相互交换报纸,相互点头示意。在地窖和阁楼,在罗亚尔宫的木头长廊里藏着六千名没有公民身份的人--回来的流亡贵族、保皇派的花花公子和持刀的反革命。面包店前排起了长队。老太婆们站在门口合着双手说:‘什么时候才太平呀?’……”

“呸!”丹东说。

罗伯斯比尔专心致志地看地图,马拉突然叫了起来:“现在需要一位独裁者,罗伯斯比尔,你知道我要求有一位独裁者。”

罗伯斯比尔抬起头:“我知道,马拉,或者是你或者是我。”

“或者是我或者是你。”马拉说。

丹东咕哝道:“独裁!居然想到独裁!”

马拉看见丹东皱起眉头,接着说:“……总之,结论是专政。建立专政,我们三个人代表革命。我们是塞尔贝尔(希腊神话中看守地狱的巨人,有三个脑袋—译者注)的三个脑袋,一个脑袋说话,就是你,罗伯斯比尔,一个脑袋咆哮,就是你,丹东……”

“还有一个脑袋咬人,就是你,马拉。”丹东说。

“三个脑袋都咬人。”罗伯斯比尔说。

这段栩栩如生的描述,基本上再现了法国大革命所面临的艰难处境,隐含着雨果对于雅各宾派专政的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肯定这种恐怖政策的合理性,认为在当时情况下,“要保存革命成果,就不得不用暴力来对付暴力”。另一方面又批评其缺乏理性的偏激行为,认为“恐怖政治会损害革命的名誉”,“推翻帝制不是要用断头台来代替

它”,“打掉王冠,但是要保护人头。革命是和谐,不是恐怖”,表达了他对法国大革命前途的一种担忧。在今天看来,雨果的这一认识是非常全面和深刻的,如果将这段形象生动的描述引入课堂,并加以合理的引导,自然有助于学生深刻认识这段历史。

三、简单结语

历史小说往往带有真实历史的痕迹,但是历史小说毕竟不能与历史着作相提并论,更不能与真实历史划等号,所以在历史教学中,不能拿一般的史料评判与分析标准去衡量历史小说的历史价值,一定要运用“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缜密思维,从多个角度全面考察这种特殊的教学资源。一般情况下,下面两种历史小说的故事情节可信度可能高一些,有价值的教学资源估计要多一些,在历史教学中可以给以重点考虑:第一种是“本时代人写本时代故事”的历史小说。像“案例一”与“案例二”基本上就属于这种情况,因为作者对历史事件有深刻的感受,可以说这种历史小说已接近“原生态”的历史。第二种是“后朝人写前朝事”的历史小说。作者有一定的史学修养,在进步的历史观指导下,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材料,在此基础上撰写的历史文学作品,比如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值得指出的是,本小文是从正面角度谈历史小说的史料价值,从反面角度看,打着“正说历史”之名,行“戏说历史”之实的历史小说已近乎泛滥程度,这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

与第一种历史小说相比,第二种历史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在历史教学中要引导学生仔细鉴别。比如在教学晚明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时,可以引用晚明小说《金瓶梅》中关于“西门庆”家庭生活的细节描述:

西门庆派仆人来保到东京办事,给了他二十两银子做路费。西门庆家的傅伙计,每月工钱是二两银子。西门庆请乐师李铭到家中教弹唱,一个月工钱是五两银子。剃头匠小周给西门庆篦头、按摩、挖耳,给官哥剃头,手工费是五钱银子。“吴神仙”到西门庆家中算卦,得银子五两。李瓶儿生儿子,西门庆买了个奶妈,用了六两银子。西门庆与乔大户家订娃娃亲,找赵裁缝为妻妾们共做了三十件衣服,花去工钱五两银子。西门庆帮助十兄弟之一的常峙节,资助了他十二两银子。

根据这段西门庆家庭日常生活的文学描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白银已成为社会上普遍流通的货币。但是我们无法判断这究竟反映了北宋还是明中后期的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因为这个故事情节是以真实的北宋期间的历史为背景的(比如出现了北宋时期的历史人物如“蔡京”、历史地名如“东京”等)。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教师要引导学生不能孤立地进行历史判断,要将其与权威性的历史着作做对照研究,防止出现张冠李戴。比如可以查《〈金瓶梅词话〉的着作和历史背景》一文,吴晗考证后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代大约是在公元1582—1602年间。基于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作者是将北宋时期的文学故事置于明中后期社会发展的环境之中来展开的。就上述这段文学描述而言,实际上反映了明朝中后期,而不是北宋时期,白银已成为社会上普遍流通的货币的现实。

通过以上简单的论述,我们认为,作为一种特殊的史料教学资源,历史小说有其独特的利用价值。张静轩老师曾在《历史教学》2007年第8期发表文章指出:历史教学中史料的选取应以真实性为基本原则,即不应该选取不真实的史料。在笔者看来,此观点似过于绝对化,实际上不真实、有意或无意造假的史料,其探究的价值更大。历史小说自不必说,就是“假”的有些离谱的传说、神话,在历史教学中也可以扮演史料资源的角色(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笔者拟另文撰述)。总之,在历史教学中,如何更有效地使用历史小说资源,可以说是以往历史教学中没有遇到的新现象,也是一个非常有研究价值的问题,本小文只是做了有限的思考,尚待深入研究与实践,不过有三条基本策略我们历史教师可以采纳:一是有意识地搜集一些历史小说,并从中选取重要的史料资源;二是留意语文教科书中选登的历史小说文章,选择恰当时机引入历史教学中来;二是调查并了解学生平时历史小说阅读的基本情况,以备教学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