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四川师范大学四川 成都 6100002. 四川师范大学四川 成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除了中国,在东亚东南亚也广为流传。道教的发展在唐代出现了从主要在下层社会流传到上层社会乃至全社会流传的转变。本文从政治方面入手探究其转变的原因,浅析唐代统治者的意志对道教发展的影响及结果。都 610000)

关键词:道教;老庄哲学;长生不老

中图分类号:K0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0)11-0000-02

道教是中国固有的一种土生土长的宗教,距今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它承袭了中国古代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道教的发展与中国的文化传承紧密相连,深深地扎根在中国文化这片肥沃的土地之上,并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渗透到从古到今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道教是以黄帝思想和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南华经》为理论渊源,并吸收融合儒学、佛学理念和修行方法。其第一部正式经书是完成于东汉的《太平经》,因此东汉被视为道教的初创时期。《太平经》、《周易参同契》、《老子想尔注》是道教信仰和理论形成的标志。

道教奉老子为教主,但实际道教和道家并不是同一种思想。道家是先秦时期的一个思想学派,其主要思想是崇尚自然、清静无为,也不主张立教。而道教是从神仙巫术中发展出来的,虽教义中含有道学成分,但远远不足以代表道学精神,也不足以传达老庄思想。

道教正式有道教实体活动是东汉末年的太平道和五斗米道。汉末,张角创立的太平道,以《太平经》为主要经典,以“中黄太一”为其奉祀之至尊天神,以推翻腐朽没落的东汉王朝、建立太平社会为己任。张道陵创造的"五斗米道"(即天师道)则是以尊奉黄帝和老子为基本信仰,把信行真道作为修行的主要目标,并规定了道徒的基本义务和处世原则。这些特点为后世道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道教到了汉末魏晋进入到一个重要的时期。汉末的政治风气以及魏晋玄学的社会构成直接影响着道教的行为方式和存在认识,魏晋时期的政治环境和社会风气对道教也是难得的发展机会和助力。由于的社会的动荡和无休止的战争,传统儒学失去了统治地位,越来越多的士人从道教玄学中体验“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乐趣,普通人则在宗教中找寻理想中的乐土。根植于道家之上的道教经北朝寇谦之、南朝葛洪、陆修静、陶弘景的改造,有了较大发展。葛洪所着的《抱朴子》更是不仅总结了战国以来神仙家的理论,确立了道教神仙理论体系,还集魏晋炼丹术之大成,对道家学派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到了唐代,道教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李渊起兵晋阳后,进军关中,有道士岐平定陈说符瑞,谓“陛下圣德感天,秦王谋无不胜,此乃上天所命,圣祖垂佑,何寇孽不可诛也[1]”。武德三年,有樵夫吉善行奏,说自己在浮山县(今山西浮山南)东南羊角山,见到一位骑着白马穿着素衣的老人,说自己是当今皇帝的祖先太上老君,叫他告诉皇帝,今年可平王世充,从此长有天下。于是李渊授吉善行为朝散大夫,改浮山县为神山县,改羊角山为神角山,在山上兴修兴唐观,塑太上老君像,从此唐王室成为老子的后裔,称李聃为祖先了。

其实唐王朝这样推崇道教是有原因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唐初门阀士族的传统势力还是很强大,如果不是系出名门,是很难得到社会的尊重的。如果想取得强大的政权获得更多人的支持,就必须构建一个足够庞大的氏族背景,与老子同姓氏给他们创造了一个最佳的机会。而且附会自己是太上老君李聃的后代,是“神仙之苗裔”,也可以增加皇帝的神圣意义。道教因而也就成为李唐王朝信奉的重要宗教。

唐高祖李渊在武德八年规定了儒释道三教的先后次序,道为先,儒次之,佛在后,确定了唐王朝崇道的政策。他曾在义宁“七年冬十月癸酉,幸终南山,谒老子庙。[2]”并规定“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3]”虽然这个诏书因“玄武门之变”而没来得及实施,但唐高祖试图将佛道寺观纳入政府控制之下的做法却为以后的唐统治者所继承。如唐太宗就在贞观十一年,下敕曰:“老子是朕祖先名为称号,宜在佛先[4]”又命列道士、女冠在僧、尼之前。唐高宗在乾封元年“二月已末,次亳州。幸老君庙,追号曰太上玄元皇帝,创造祠堂;其庙置令、丞各一员。[5]”规定诸道都要置道观,上州三所,中州二所,下州一所,每观各度七人。调露二年二月“戊午,亲谒少姨庙。赐故玉清观道士王远知谥曰昇真先生,赠太中大夫。已末,又幸逍遥谷道士潘师正所居。[6]”由此可见,唐高宗对道士是很是宠爱的。

在武周朝,由于武则天更推崇佛教,载初二年“夏四月,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出道士女冠之前[7]”但到了唐中宗变周为唐,道教的席次又摆在佛教之前了。唐睿宗虽然在位时间不长,却在长安为入道的金仙、玉真二公主营造两座豪华道观,成为轰动朝野的大事。

唐玄宗对道教的热情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他统治期间,道教达到了唐时期的顶峰。开元十九年“五月壬戌,五岳各置老君庙。[8]” “二十九年春正月丁丑,制两京、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并崇玄学,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每年准明经例考试。[9]”天宝元年二月丙申,“庄子号为南华真人,文子号为通玄真人,列子号为冲虚真人,庚桑子号为洞虚真人。其四子所着书改为真经。崇玄学置博士、助教各一员,学生一百人。[10]”九月丙寅,“两京玄远庙改为太上玄元皇帝宫,天下准此。”在以后的时间里,唐玄宗不断的抬高老子的地位,如在天宝“二年春正月丙辰,追尊玄元皇帝为大圣祖玄元皇帝,两京崇玄学改为崇玄馆,博士为学士。[11]”天宝八年闰月丙寅,“上亲谒太清宫,册圣祖玄元皇帝尊号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12]”天宝十三年二月癸酉,“上亲朝献太清宫,上玄元皇帝尊号曰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远天皇大帝。[13]”并且不仅抬高老子的地位,同时也抬高老子父母的地位,天宝二年三月“壬子,亲祀玄远庙以册尊号。制追尊圣祖玄元皇帝父周上御史大夫敬曰先天太上皇,母益寿氏号先天太后,仍于谯郡本乡置庙。”同时“改西京玄远庙为太清宫,东京为太微宫,天下诸郡为紫极宫。[14]”同年九月“辛酉,谯郡紫极宫为太清宫。”从此道教寺宇又蒙上帝王“宫”、“观”的名称。道教在这个时候可谓盛极一时。

“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具有象征李唐王权意义的道教也在战乱中遭劫难,唐统治者无力也无暇再搞大规模的道观建设,但不代表就此放弃对道教的崇拜。中唐以后,唐代统治者逐渐丧失了对权力的控制,只有从宗教中寻找片刻的安宁来麻痹自己。他们大多都沉迷于道教的炼丹术,渴望可以从丹药中实现长生不老的梦想,亦可以满足淫荡享乐的需要。但更多的则是皇帝被丹药所误,比如唐宪宗就是因为服用丹药,躁怒无常,以致被宦官所杀。唐穆宗也因为妄服过多的丹药而病死。道教在这种充满着浓郁悲伤的氛围中逐渐失去了往昔的辉煌。

唐以前道教看重的是神仙方术和经俄符图,主要靠方术道法为人驱邪化灾,没有具体系统的理论支持。在佛教传入中国后,道教更难与有一整套理论的佛教相抗衡,也难与博大精深的儒教并肩立足,同时除了西汉初年为了休养生息而推崇无为道教外,其他统治者更倾向于儒家和法家思想统治王朝,因而限制了它的影响力。经过数百年努力,道教在于佛教的相互攻击中不断吸收佛教的理论学说,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李唐王朝又奉道教教主老子为宗祖,采取一系列扶植、崇奉道教的措施,并制定道教第一的政策,扩大了道教的影响,是道教在佛道斗争中占据了上风。

与唐以前比,唐代道教具有几个明显的特征:其一,道家哲学思想成为唐代道教思想的支柱。唐以前道教虽然信奉老子,却只是因老子的清静寡欲和道教成仙需要的静养修炼相一致,因此老子思想虽在道教中占据主要位置,但其哲学本质并未真正成为道教的思想主流。庄子哲学亦不是道教哲学的支柱。唐代在确立了老子的宗祖地位后,将老庄之学定为科举策试内容。在注疏老庄之学的过程中,道教的神仙信仰慢慢与老庄哲学结合起来,充分吸收和发挥了老庄学说中自然素朴、清静无为以追求精神上绝对自由的思想,这时的老庄哲学才真正走进了道教领域,占据道教思想核心。唐代道教的精微玄妙程度也远远超过前朝,有了这样的理论深度才有可能渗透于社会的方方面面。

其二,唐代道教轻方仙道术,重自我精神解放,讲求心性双修,追求超脱自由。唐以前的道教更关注如何延续生命,如何得道成仙,而很少关注内心世界和人格精神。唐代的道教则是哲学思辩多于方术迷信。其认为世俗生活使人迷失了自己的本性,要想摆脱这些烦恼,就必须注重修养个人的品德心智,通过身心俱修而达到虚静素朴、人天同一的境界,最终获得身心自由、无累无欲。因此,唐代道教的修炼目的融入了个人精神道德的修养,关注的范围也从单纯的长生不老扩展到人的精神世界。而唐代亦儒亦道、亦佛亦道的修道者及至道教的全民化,也是异于前朝的一个重要因素。

虽然道教从创立以来不断的吸收其他各种教派的论点来充实自己,但是作为一种宗教,其本质始终都是勾勒一个虚幻的美好幻境来麻痹生活在痛苦中的人们,用羽化飞仙的谎言让修道者忘记现实社会的无奈和悲痛。但它吸收了道家自然素朴追求超尘脱俗以达精神绝对自由的思想,因此对于修身养性还是很有帮助的。在魏晋以来以门阀为评判社会地位标准的背景下,道教利用唐初期统治者企图用道教达到政治目的机会来完善和发展自己。在这样的互相利用下,道教完备了自己的理论和教义,成为了可以和儒释并肩的在中国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宗教。

注释:

[1] 《道藏》洞玄部?记传类《道教灵验记》

[2]、 [3]选自《旧唐书》卷一《高祖纪》,中华书局出版社1975年版 第15页,第17页

[4]《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九

[5]、[6]选自《旧唐书》卷五《高宗纪下》,中华书局出版社1975年版,第 90页,第106页

[8]《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中华书局出版社1975年版,第197页

[9]、 [10] 、[11]、[12]、[13]、[14]选自《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下》,中华书局出版社1975年版,第213页、第215页、第216页、第223页、第227页、第216页

参考文献:

[1] (后晋)刘昫 着 《旧唐书》 中华书局出版社1975年版

[2] 王仲荦 着 《隋唐五代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 贾剑秋 着 《论唐代道教对唐代文化的影响》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三期

[4] 王永平 着 《论唐代道教的发展规模》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六期

[5] 傅勤家 着 《中国道教史》 东方出版社2008年

版

[6] 季羡林 着《佛教与儒家和道教的关系》(选自《佛》) 华艺出版社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