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有研究看,学界研究和探讨的重点,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从经济学、政治学的角度,梳理、分析和概括公社体制解体后,农村经济社会领域发生的新变化、新景象和新格局。这些研究侧重于宏观层面的分析和整体的抽象、概括①。二是从历史学、社会学的视角,考察、揭示和总结公社体制瓦解后农村基层治理的现状、问题和困局②。它关注的是国家权力与基层社区之间的多重、复杂关系,以及微观乡村视角下农村基层治理的现状和难题。上述两种研究视角,主要是从国家、乡村两个宏观和微观层面进行分析和探讨的。而从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时段看,县政一直是几千年来中国最基本的行政管辖单位。因此,以县域为研究对象的中观视角,既可以上溯国家政策的出台和推行,又可以下追乡村基层的落实和运作图景。基于此,本文以中部地区湖南省攸县为研究个案,考察、揭示公社体制解体后的县域经济发展情况,以及体制转换对农村基层社会造成的深刻影响。

公社体制的解体,改变了公社时期原有政社合一的全能式控制方式。从此,中国农村在经济、社会领域出现了许多新变化、新景象,与之相伴随,体制转换也带来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

首先,公社体制的解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极大地改变了攸县农业经济的格局,农业生产出现了四个明显的转向。

经营目的上,突破了自给半自给经济的束缚,开始向商品经济转化。全县涌现出各种专业户、重点户24300户,占总农户的16.2%,比1982年的2.74%,上升了13.6%。在他们带动下,出现了一些以一业为主,定向生产的区域化专业生产基地。全县贡献国家粮食31849万斤,占粮食生产的36.3%。

经营范围上,突破了单一经营的状态,开始向多种经营、农工商综合发展转化。经营范围从田土伸展到水面、空间,从种养业伸展到加工、运输,从生产领域伸展到流通领域,打破了单一经营的格局,开始走上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发展的道路。1983年的粮食收入比重比大包干前的1981年下降了2.78%,而多种经营收入的比例则由1981年的41.6%上升到44.38%。

经营方向上,突破了简单再生产的局面,向开发性生产转化。农民开始把积蓄起来的财力、物力和剩余劳力投向荒山、荒坡、荒水,走开发致富的道路。

经营方法上,突破了粗放经营的传统习惯,开始向集约化经营转化。全县杂交水稻面积占晚稻面积的84.94%,产量却占89.97%[3]。

其次,农民商品经济意识、农村产业比例和农民家庭创富等方面,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

农民商品经济意识逐步增强。不少人转变“温饱”观念,树立大富观念;打破“守土”观念,坚定开放观念;破除平均观念,增强竞争意识;抛弃“贱商”观念,树立兴商观念;克服“老粗”观念,加强知识观念,所有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县域商品经济的发展。

农村第二、三产业比重得到提高。不少人从农内产业向农外产业转移,生产领域不断拓宽。1987年攸县有4万多劳力输出,占农村剩余劳力的40%以上,全县劳务输出总收入达4925万元,占全县农民纯收入总额的13%[4]。地处攸县边陲,自然资源贫乏的渌田乡该年劳务收入达584万元,占全乡社会总产值的24%,仅此一项人均增收157元,摘掉了贫困帽[5] (pp.664~665)。1988年全县农民从事二、三产业的收入达26423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8.4%。1985至1988年4年中,农民在工、商、运(输)、建(筑)、服(务)“五业”中累计创总产值78088万元,年人平308.6元,比1984年增加100.3元,比1981年增加193.7元。

家庭致富步伐继续加快。1988年全县农民人平纯收入527元,比1984年增长55%,比1981年增长263.4%。在这4年中,手表、单车、电风扇、录音机、电视机、电冰箱等高档商品纷纷“飞入寻常百姓家”[6],不少农户建成了新居。

再次,农民的收入、粮食占有和生活物质,都有了大幅度的改善和提高。

1985年全县农村总收入33805万元,国家税收占2.14%,集体提留占1.03%,各项费用占21.42%,社员实际所得占75.41%,比1977年增长3.42倍。据1682户专业户的调查,1985年总收入万元以上的达154户,纯收入万元以上的有40户。社员分配的口粮,1982年人均341.5公斤,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后,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和上交集体的粮食后,农民手中占有的粮食(包括口粮、种子、饲料、储备),1983年人均453公斤,1985年人均480公斤。主要生活物资的消费,人均口粮354.9公斤,食油4公斤,猪肉16公斤,棉布5.23公尺。一些中高档生活消费品有了较多的增加。1985年呢绒绸缎、毛绳、皮鞋的消费量分别比1977年增长1.76倍、5.09倍和3.45倍。手表、自行车已在农村普及,电视机、电风扇等家用电器也成了农村的消费品。1979到1984年,49491户农民新住房为633万平方米,占1984年总农户的34.6%。根据典型调查,1985年农民人均住房面积26.37平方米[7]。在消费支出吃、穿、住、用四个方面,1985年与1982年相比,吃、穿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下降了,而住和用的比例却上升了(见表1)。

与上述三个方面变化形成反差和对照的是,受宏观政策的偏差、工农业关系的偏颇,以及双层经营体制“统”“分”关系的失衡等因素的影响,攸县农村社会同时出现了商品生产发展困难、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和农业发展后劲乏力的弊端。

商品生产发展上,农民困难很多。化肥供应方面,就出现了供需矛盾、政策不一的情况。据调查,1984年1月到3月,攸县化肥销售总量比1983年同期减少46.58%,化肥库存量比去年同期减少8.9%。1983年全省实行统一价,1984年却是一县一价,酃县与株洲县相比,每吨磷肥贵33元,农民有意见,不愿意要,说:“肥料涨价,粮食降价,我们怎么富起来?”有些农户“心里想富,脚下无路”,“心中急人,致富无门”。攸县里旺村农民反映发展商品生产有“四难”:一是技术力量缺,能人和技术骨干少,艺不高胆很小。二是资金无来源。全村1984年有6万元贷款指标,村信用社资金已调去1.5万元给银行保重点建设,每亩田只10多元钱,稻谷生产费用都难以满足

,哪有贷款发展商品生产。三是部门帮助少。本村没有特色的产品,部门来的人不多,群众希望部门不搞“马路”政策,不只抓“重点”,要帮助不闻名的地区提供商品信息,引进良种良畜,搞好技术培训,增加饲料供应,及时加强指导。四是管理费、税收多。如生猪,每头税收9元、加防疫费、兽医费等,共11.50元[8]。

农民种粮积极性上,弃田、惧耕现象比较普遍。从原来多种早、晚二季稻到多种一季稻;从原来的盼种田、多种田到近年的怕种田、不愿种田;从原来用粮食完成国家农田任务到近年出现买粮交国家任务等等,不一而足。

据调查,之所以出现这种不良现象,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现行的粮食合同定购制度,不可能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粮食实行合同定购后,售粮农民在经济上无利可图。以1983年为例,粮食统购议售每百斤平均价为17.19元,1985年开始的合同定购到“三七”每百斤均价为15.59元。就是说,粮农每交售100斤粮食,实际减少收入1.60元。合同定购任务越大,农民吃亏越多。

(二)粮食的比较效益低,稳不住农民的种粮积极性。随着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和除粮食以外农产品价格的放开,农产品内部比价不合理问题更加突出,粮食生产比较效益低的劣势地位越来越明显。据攸县皇图岭镇提供的有关种粮食、西瓜、辣椒的收入情况看,粮食亩平纯收入是131.3元,每个工值6.54元;西瓜亩平纯收入430元,每个工值14元;辣椒亩平纯收入高达794.66元,每个工值10.55元。粮食价格上的这种不合理状况,势必直接影响到农民种商品粮的积极性。不少农民在粮食生产上的态度是:不愿不种,但不愿多种、不愿花本钱种、不愿下工夫种。愿把主要精力投向经济效益高的其他经营项目上去。

(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暴涨,挫伤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在宏观上已经失控,涨到了农民难以承受的地步,少则涨价百分之几十,多则涨价三四倍。以尿素为例,1983年每百斤平价是22.5元,1988年是27.5元,上涨22.2%。问题是平价尿素很少供应,农民只得以每百斤70~100元的高价到黑市上去购买尿素。县计委、物委等部门匡算:由于农业生产资料涨价,全县农民1987年比1986年至少要增加支出205万元。县农调队100户“家计”调查:1987年一二季度农业生产支出比1986年同期增加16.3%,占农民因某些农副产品价格提高增收部分的85%以上。粮农怨声载道,埋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太大:“议价肥料、农药我不买,合同定购粮食我不卖。”无可奈何走极端,表明农民对这种政策的不满和抵制。

这样,粮食产量急剧下降。1986年生产实际只完成七五计划指标的97%,比1985年减产2.36%。向国家贡献总量只完成年度规划的59.6%,商品率只有21.4%。

农业发展上,掠夺性经营、农田水利设施失修、农业技术倒退等,都造成了后劲乏力的不利局面。

“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所有权主体的模糊和缺位,造成很多农民重用地轻养地,重化肥轻有机肥,重产出轻投入。长期掠夺性的经营,使得土壤肥力呈下降趋势。据县土肥站对全县6大主要土种的测定,1987年土壤有机质比1981年下降了0.55%,每年递减0.08%,全氮、全磷、全钾含量分别减少0.03%、0.06%和0.08%,速效氮、磷、钾依次减少27.7、7.83、7.42pm。1984年地力产量占常规产量67.1%,1986年仅占64.6%,地力产量1986年比1984年下降2.7%。在水利设施上,由于各级投资和农民投工减少,特别是管理不善,不但新的水利工程少建,原有的水利工程也得不到应有的整修和维护,农村水利工程年久失修,排灌机械陈旧。20世纪70年代初,攸县水利建设就已具规模,农田有效灌溉和旱涝保收面积分别达到了81.12%和78.6%。到1987年,据县水利局统计,全县20座小(一)型、175座小(二)型水库中,有19座存在隐患,15座要控制运行,11座严重淤积。9大县管灌区282条渠系,有87条泥沙淤积、杂草丛生,影响5万亩农田灌溉。844处电排中,有124处年久失修开不动,减少灌溉面积1.4万亩。在农业技术上,农业机械增加,耕作手段倒退。近年增加的农业机械多数不务正业,主要是用于跑运输,很少下田干活。1986年稻田机械面积由1980年43万亩下降到27万亩,减少37%。30个农机管理站关闭了10个,近300个村级农机队“网破、人散”[9]。农业推广体系不健全,1987年攸县30个乡农技站有10个已瓦解,农民技术员由63名减至17名,平均每个乡站不到1人[10]。在丫江桥、贾山、大桥等乡,人拉犁,锄

挖田,取代了耕牛、农机翻耕。这种社会向前发展,农业生产却回归原始耕作状态的景象,呈现出中国农村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衰竭状态。

公社体制解体后,农村基层推行的是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种体制的确立,目的在既发挥集体经济的优势,又兼顾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但是,到底如何认识、处理“统”与“分”的关系,却难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精准的标度。

责任制刚推行时,攸县实行按人头包田,许多乡镇有“分”无“统”,多年的集体积累被分光,村组经济被架空。这样,村组缺乏向心力和凝聚力,对农业的投入受到制约,农田水利和基础设施建设难以开展。连片稻田分成小块,责任田土变更频繁,承包者谁也不愿向责任田使劲,怕为别人做“嫁衣裳”,集体组织对生产的组织和协调困难重重。

基层干部服务意识欠缺,干群关系不和谐。在很多乡村,许多干部索多予少,服务倒退,冷淡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皇图岭乡原来广播入户率达78.4%,而现有的4738只喇叭只有47%发声。高和村11个村民组227户,有154只广播,现仅有7只发声,分布在5个村民小组,村里的扩音器借走了,配电板被偷走了,也无人问津[11]。有不少单位和部门吃的是农民种的平价粮,卖给农民的却是高价肥、高价农药,把生产成本增加的费用几乎都转嫁给了农民。有的地方的干部,平时不到农村帮助农民搞生产,解决生产中的问题,而到合同定购粮入库时,则成群结队下乡催粮,农民反感很大。有的农民说:“现在的干部只知要粮(定购粮)、要钱(摊派款)、要命(计划生育)”。农民负担很重,心里十分矛盾,既盼干部下乡(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又怕干部下乡(难招待)[10]。

再者,许多基层干部直面新形势时,思想错位、行为缺位。

包干到户后,有的干部认为,包干到了户,各户管各户,千斤担子众人挑,我们可以直直腰。群众认为“包了责任田,不再是社员”,“只要能搞富,什么都不顾”[12]。部分党员觉得村里的事不好管,也不需要管,顾全自己就差不多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淡薄了,事业心减弱了,村组工作一度处于瘫痪状态。钟佳桥乡平江村,公路无法通车,十多条木板桥被偷走,乱砍滥伐时有发生,五保户、困难户无人问津,开个党员会,也是张三来,李四不来[13]。菜花坪乡苏塘村,出现了“山上冒得(方言,没有)树,渠中水断流,路上尽是坑,广播不叫灯不明”[12]的荒凉、无序状态。

在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上,很多村干部反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他们工作上存在着五个方面的难处。

(一)由集体统筹统留转为分户上交,公事难办。如攸县莲塘坳乡村企业收入很少,民办教师工资、烈军属补贴、干部报酬、民工建勤、水利建设、计划生育等项开支都靠农户上交。1984年12月,乡政府派干部与村干部配合,用了20天时间来收上交款,仍有11个村上交款未收齐。铜锣村1983年的上交款没收一分,村干部挑着箩筐逐户收谷,辛辛苦苦收了12000斤,送到粮站,岂料全部被当作该村的公粮扣下,“水中捞月一场空”。春塘、春风等6个村的沿河防洪堤被洪水冲毁三年了,一遇暴雨,洪水就淹没农田,河岸两边的耕地也在逐年减少,可干部只能“空着急”。1985年取消统派购后,村干部更是担心上交难收。春联支部书记刘××当了20年干部,他说:“上交是难收到了,今年还无偿为人民服务一年,报答党的养育之恩,明年我不干了。”[14]上交提留收取,更是干群关系紧张的引线。这当中,村干部补贴的收取,是群众最反感、村干部最烦恼、乡干部最棘手的事情。上云桥乡宋家洲村党支书说:“千改革,万改革,上交提留不改革,乡村干部日日夜夜都是‘革’(方言,愁的意思)。”菜花坪乡菜花坪村党支书感到上交无可奈何,写了一副对联:“好事坏事不管事,自然无事;守摊保摊莫乱摊,等待交摊。”坪阳庙乡冲台村党支书说:“现在是群众捏了刀把,干部捏着刀口。县里办学习班时我浑身来劲(方言,精神抖擞)腰杆硬,回来一收上交碰钉子,硬腰杆又变成了软面条。”坪阳庙乡一个干部说:“今年三次收上交,我们挨了三次骂,现在乡干部权没过去生产队长大,顶不了旧社会的保甲长。”[15]这些个案虽不具普遍意义,但它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基层干部在新形势下的困境和面临的难题。

(二)群众实际问题、具体问题很多,村干部没有能力解决,难以赢得人心。盘龙村党支部书记说:“以前搞集体,村干部有人权、财权、物权,社员有困难,能及时解决。现在‘三权’旁落,为病人写张条子、到信用社借几块钱治病也没有用了。”1985年全乡有30%的农户少粮,过去干部可以通过调剂生产队储备粮解决,现在只能指望国家。农民说村干部是“一遮不得雨,二避不得风,可有可无”。相反,计划生育、乱砍滥伐等得罪人的事,村干部又不得不管。双沿村党支部书记单××任职5年,先后处理48户纠纷,牵涉当事人120人,其中有8户与他“水火不相容”。他说:“我现在骑虎难下,当下去,得罪的人会越来越多;不当,更难站稳脚。”有个农民经常偷树,又生三胎,书记单××三次上门处理,罚款380元,今年这个农民的妻子怀了第四胎,单书记怕上门处理了。

(三)农村政策放宽后,群众思想复杂,工作难做。沿仓村有个农民要把房子建在垅中的责任田里,由于家有手扶拖拉机,他还要修条机耕路。支部书记前去制止,他说不建在垅里可以,你得安排地基。按照规划安排地基,其他农户不肯调整责任田。想开群众会解决这个问题,东家出门做生意,西家外出打扑克,会开不成。村干部无可奈何,乡干部来也没有法子。这户农民还是把房子建在垅中间。

(四)村工作付劳多,报酬少,村干部家庭富起来难。村里的工作,集中在两三个主干身上。尤其是书记,什么事都要管。上级不管来了什么人,首先是找书记,连妇女扫盲课本也送到书记家,而报酬只有340元左右,莲塘坳乡有5个村的主干至今还没有拿到去年的报酬。全乡25个村,73个主干,只有2户比较富裕。1户有电视机,还是儿子结婚女方打发(方言,女方送来)来的。一些村干部说:“我们上山冒(方言,没有的意思)做得和尚,下山冒讨得婆娘(方言,媳妇的意思)。”

(五)上受政府、部门逼,下挨爱人、群众骂,处境难过。村干部普遍反映,他们“一个手指伸在政府、部门口里,一个伸在群众口里,两头吃紧”。盘龙村1983年被洪水冲坏一座桥,影响南北交通和学生上学,村里经济困难,一时难修复,群众遇见村干部就骂,乡里也批评村里抗灾不力。1984年下半年,村里集资1.5万元建桥,没有木材,经该乡乡长同意在自己的林场间伐160根杉树,全都用于建桥。县林业局驻乡林管站书面通知该村支部书记和村长,处罚300元,还说要不是办公益事业,还得追究刑事责任,村干部听了很不舒服。据调查,全乡21个主干不安心工作,占村主干总人数的29%[14]。

农村基层干部反映出的这些难处,较为真实、具体地呈现出公社体制解体后乡村社会的失序、无序状态,以及基层干部行为上左右支绌的困难境地。这些情况说明,公社体制解体后家户经济的回归,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和农民发展商品经济的积极性,但也造成基层干群思想上的迷茫和社区管理的离乱。因此,如何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双层经营体制,既发挥集体组织的优势,又调动农民个体的积极性,还需要各地根据本地的实情,作长期、深入的探索,唯此,才能改变“统”“分”关系错位,集体和个体良性互动关系难以形成的被动局面。

前面我们以公社体制解体后的20世纪80年代为时间段,实证考察了中部典型农业地区湖南省攸县的农村经济变迁,以及双层经营体制下的基层干群的思想和行为状况。公社体制转向后公社体制后,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当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新形势下国家权力如何介入、驾驭农村社会发展的问题[2]。20世纪80年代攸县农村经济格局的转变,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消费水平的提高,等等,从原因上分析,它有国家控御方式的转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以及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等因素,但最为根本的,是公社体制转换后新的体制潜能释放的结果。从这一角度分析,公社体制解体后,“分”的潜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但从农村较为长远的历史时段上看,如果“统”“分”关系处理不好,“统”的工作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那么,基层干群的思想行为就会陷入一个混乱、无为的境地,集体组织的作用发挥也会受到阻滞和限制。攸县农村社会秩序的失序、无序状态,农业社会公用事业的凋零,以及农业生产发展后进的衰竭,就较为鲜明地呈现出公社体制解体后农村深度、长远发展面临困境的另类面相。

【作者简介】陈益元,男,1966年生,湖南省攸县人,湖南工业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与农村社会变迁研究。

【责任编辑:王雅贞】

参考文献:

[1]陈益元.人民公社体制研究述评[J].中共党史研究,2012(2).

[2]陈益元.后公社时期的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研究回顾与展望[J].中国农史,2006(2).

[3]1983年工作情况报告(1983年)[Z].攸县档案馆档案:4—2—1119.

[4]攸县劳务输出成效显着(1988年)[Z].攸县档案馆档案:4—2—1372.

[5]攸县渌田乡把七千农民推向广阔的劳务市场(1988年)[Z].攸县档案馆档案:4—2—1373.

[6]“黄土地”的欢欣与困惑——攸县农民家庭创富情况调查(上篇)(1991年)[Z].攸县档案馆档案:4—2—1476.

[7]攸县志编撰委员会:攸县志[Z].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

[8]农村信息(第138期)(1984年)[Z].攸县档案馆档案:4—2—1217.

[9]攸县建设商品粮基地的难点与对策(1987年)[Z].攸县档案馆档案:73—2—84.

[10]一个亟待决策的重大问题——株洲市农业后进严重不足的调查报告(1988年)[Z].攸县档案馆档案:73—2—85.

[11]攸县当前农业生产情况调查报告(1985年)[Z].攸县档案馆档案:4—2—1269.

[12]攸县农村党支部书记学习班简介材料之三(1985年)[Z].攸县档案馆档案:4—2—1260.

[13]加强自身建设,发挥堡垒作用——记钟佳桥乡平江村党支部(1985年)[Z].攸县档案馆档案:4—2—1260.

[14]村干部的苦衷——攸县莲塘坳乡调查(1985年)[Z].攸县档案馆档案:4—2—1269.

[15]全县农村工作考核情况综合(1985年)[Z].攸县档案馆档案:4—2—1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