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50年来,除了一般的现代汉语语法学的着作和现代汉语教材用专章或专节来研究方位词外,还有一些论文从方位词与处所词的区分、个体方位词之间的差别与联系、方位词的性质、范围、语法功能、使用状况等若干方面对现代汉语方位词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现代汉语词典》(1978年第1版、1983年第2版、1996年修订本)一直将“方位词”作为词条收录;《现代汉语八百词》(1980年第1版、1999年增订本)的总论《现代汉语语法要点》中,也将“方位词”作为一个独立的词类与“名词”、“动词”、“形容词”等词类并举。这两部词典是现代汉语较为权威的规范词典,它们对“方位词”重要性的认定及其对方位词具体成员的收录,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汉语方位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此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还出现了研究现代汉语方位词的专着,如储泽祥《现代汉语方所系统研究》,从方位词构成方所的功能着眼,描绘了一幅现代汉语方位词的全景图;齐沪扬《现代汉语空间问题研究》,从方位词与空间的关系着眼,对方位词进行了新的分类。这类专着的出现说明现代汉语方位词的研究已经成为现代语言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现代汉语方位词研究正在走向成熟。

与现代汉语方位词研究的系统性、丰富性相比,古代汉语方位词的研究就显得相对单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古代汉语方位词的研究较为零散,尚未形成自己的一套系统和方法。学者们对古代汉语各个时期的方位词有过研究,而且有的研究有相当的深度,如唐启运《论古代汉语的处所方位名词》[1]、张世禄《先秦汉语方位词的语法功能》、魏丽君《从〈史记〉一书看方位词在古汉语中的用法》、侯兰生《〈世说新语〉中的方位词》、王yīng@①《唐诗方位词使用情况考察》等。不过,这些文章对方位词的分类、方位词语法功能的研究、方位词词义特点的把握基本上还是现代汉语的一套系统和方法。当然,不容否认,古代汉语方位词与现代汉语方位词是一脉相承的,借用现代汉语方位词的系统和方法来研究古代汉语的方位词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毕竟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是两个不同时期的语言,如果能根据古代汉语的特点从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上寻求更多的研究切入点,古代汉语方位词的研究就会更加深入,甚至有可能反过来影响现代汉语方位词的研究。不过,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古代汉语方位词的研究没有自己的特色,因为仍有不少学者根据古代汉语词类活用较多的特点,研究方位词的活用现象,如余心乐《方位词在古汉语中的动词功能》,张军、王述峰《论古汉语方位词用如动词》;也有一些学者从古代汉语方位词的特点入手,提出适合于古代汉语方位词划类的标准(如上文提到的唐文和侯文),这些研究都考虑到了古代汉语方位词自身的特点,应该说还是颇有见地的。

2.方位词的溯源工作做得不多,每一个方位词发展的历史脉络还不明晰,古代汉语方位词的整体状况目前还未弄清楚。

学者们对方位词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状况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如王力《汉语史稿》、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志村良治《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香坂顺一《白话语汇研究》等专着都有专节论及一些方位词的历史面貌;同时张万起编《世说新语词典》、刘坚、江蓝生主编《近代汉语断代语言词典系列》、白维国编《金瓶梅词典》、周定一主编《红楼梦语言词典》等词典也或多或少地收录了一些方位词的词条;还有一些论文也专门研究某一时期方位词的状况(如上文提及的对先秦、汉代《史记》、南北朝《世说新语》、唐代唐诗中的方位词的研究)。不过,从整体上讨论古代汉语方位词全貌的目前只看到《论古代汉语的处所方位名词》这一篇,其将讨论范围限定在“表示处所的方向和位置”的“处所方位名词”,并从表义特点、语法功能的角度提出划归“处所方位名词”的标准,并根据此标准确定了古代汉语方位词的部分成员。尽管唐文论述周密,但连唐文自己也认为“古代汉语处所方位名词究竟有多少?看来这是一个还值得研究的问题”,由此可见,古代汉语方位词成员数量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为什么这个问题的研究尚不深入呢?这实际上与古代汉语个体方位词的历史发展研究得不够充分有直接关系。目前,单纯方位

词的溯源工作已经有一些成果,有不少文章对“东、西、南、北、中、里、外”等单纯方位词的来源进行了追溯,如蒋逸雪《释四方》、周晓陆《释东、西、南、北与中——兼说子、午》;杨伯奎《说“中”》、胡念耕《唐兰释“中”补苴》、田树生《释“中”》、钟如雄《“里”义探源》、汪维辉《方位词“里”考源》、张玉春《说“外”》等;一些汉语史的着作也对某些单纯方位词的来源进行了举例性的分析。不过,每个单纯方位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用法尚未弄清楚。同时,相对于单纯方位词来说,合成方位词的溯源工作基本上没有专文论及,即使有,也是散见于各种词典、汉语史的相关着作。既然方位词这个集合的每一个成员的发展轨迹都尚未弄清,那么各个历史时期方位词的整体面貌自然就无法明晰,这样一来,要弄清古代汉语方位词成员的数量自然也是难上加难的。同时,在对古代汉语方位词的成员进行界定的时候,有的学者并未将古今一脉相承的方位词与古有今无的方位词区分开来,所谓“古代汉语方位词”是应该涵盖古今一脉相承与古有今无这两种情况呢?还是只指“古有今无”这一种情况呢?还要再进行界定。

综上所述,如果说现代汉语方位词的研究已经处于或正在处于成熟期的话,那么古代汉语方位词的研究目前还处于发展期。语言学界应该在继续深化现代汉语方位词研究的同时,将古代汉语方位词的研究提到研究日程上来。

第二,如上所述,50年来,普通话方位词的研究已经颇具规模,与之相比,方言方位词的研究恐怕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早在195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就为调查河北省方言编写了《方言词汇调查表》,这个调查表到1981年正式发表在《方言》第3期上,成为方言学界进行词汇、语法调查的依据。该表“大致按意义分类排比”,其中有一类就是“位置”类,表中列举了一些合成方位词(如“上头、下头、左边、右边、中间、里面、外面、前边、后边、旁边”)、一部分方位指示词(如“哪儿、什么地方”)、表处所的方位结构(如“路上、手里、乡下”)、时间词(如“以前、后来”)。从该表选词的原则来看,归入“位置”这个义类的词应该是“常用的”、“方言中有异同的”、“意义单纯范围确定的”一类词,显然归入这一类的方位词也具有此类特征。也就是说,至迟在20世纪80年代,方言学界就开始将方位词作为一种常用的、有方言特色的词来关注了。20年来,方言学界积累了丰富的方言方位词的原始材料,不过,这些材料大部分侧重于方言方位词的列举和释义,对方言方位词的形式特点、语法功能研究得还不充分。

从方言学的专着来看,将方位词作为专章或专节来研究的并不多,大都是将方位词置于分类词表中的一个义类(“方位”或“位置”)之下,进行方言方位词词汇形式的列举。不过,近几年有些专着也对方位词进行过专题研究。如陈泽平《福州方言研究》就专门用了一节(第七章第三节)来分析福州方言方位词的形式特点,只是这样的专着较少。

从方言学的论文来看,以方言方位词为论题的论文并不太多。目前笔者收集到的有5篇,较早的一篇要算20世纪60年代金有景《苏州方言的方位指示词》(注:另外,严格地来说“方位指示词”现在一般归入代词中,不过在六七十年代有一些语言学家将这类词也归入方位词。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就将“这里(儿)、哪里(儿)、那里(儿)”看作双语素方位词。),接下来到了90代,《方言》上刊载了两篇这方面的论文,一篇是李锡梅《江津方言词尾“头”和方位词“高”》;另一篇是郑懿德《福州方言的方位词》[2];还有其他一些杂志也刊载了这方面的论文,如柏恕斌、丁振芳《鲁南方言“的”“的个”及方位词的特殊用法》、何天祥《兰州方言里的“上”与“下”》。这些文章中以郑懿德的研究较为全面,她在较为详尽列举福州方言方位词的基础上,从方位词的内部结构、语法功能(主要是在句中充当句子成分的功能)、方位词重叠的语法意义及重叠后的语法功能(主要是在句中充当句子成分的功能)等方面对福州方言方位词进行了条分缕析的研究。此外,还有一些涉及方言方位词的论述,一般都是研究某一方言语法的文章中的一部分而未独立成篇,如黄伯荣主编的《汉语方言语法类编》中,陕西华县、四川江津、云南玉溪、浙江宁波、上海这5处的方言方位词的研究资料就取自研究这些方言语法的文章。这其中以许宝华、汤珍珠对上海话方位词的描写较为系统,他们不仅列出了上海话方位词总表,而且还对上海话与普通话差别较大的方位词作了区分,同时分析了新老派在使用方位词上的异同。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尽管进行方言方位

词研究的第一手材料较为丰富,也有一些学者作了一些较为深入的研究,但总体来说,从研究的深度、广度来看,与普通话方位词的研究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二

从研究角度来看,从形式入手研究方位词的较多,从概念表达和方位词文化内涵入手研究方位词的不多。

第一,如上所述,50年来学者从空间、时间概念表达的角度研究方位词的不多。

较早注意从空间概念表达的角度研究方位词的是吕叔湘,早在20世纪40代他就在《中国文法要略?重印题记(1982)》中提出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研究语法,一个是“从听和读的人的角度出发,以语法形式(结构,语序,虚词等)为纲,说明所表达的语法意义”;一个是“从说和写的人的角度出发,以语法意义(各种范畴,各种关系)为纲,说明所依赖的语法形式”,并且在此书中用“词句论”和“表达论”分别从这两个角度对汉语的特点进行描写,而且将方位词作为表达“方所”这个范畴的一种重要形式来研究。该书的这种“先立意义(观念)范畴,再论述每个范畴的表达形式”的研究视角可以说是从空间概念表达的角度研究方位词的先导(注:尽管《中国文法要略》是以文言和白话作为分析对象的,但其列举的方位词与现代汉语的方位词基本一致:上、下、左、右、前、后、内、外、中、旁、东、西、上头、底下、前头、头里、后头、面前、背后、里头、外头、左边、右边、旁边、东边、西边。)。

吕氏的这种思想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房玉清的《实用汉语语法》中得到继承发展:一方面,在研究观念上房氏除了认同吕氏的两个研究角度外,还针对外国学生学习汉语的实际情况,认为外国学生“要解决听懂和读懂的问题,必须对汉语的句法结构进行从形式到意义的分析和学习;要解决用汉语表达的问题,必须了解汉语某些特有的语法范畴及其表达形式,必须对汉语的某些语法范畴进行从意义到形式的分析和学习”;另一方面,在研究内容上,房氏认识到“空间”、“时间”之间的内在联系,将“空间”和“时间”放在同一个范畴——“时空范畴”中研究,在第十八章“时空范畴”中,除了从空间概念表达的角度说明方位词的特点外,还注意到方位词在表达时间概念上的重要作用,并明确提出“用方位词表示时空概念,是汉语的一大特点”(注:《中国文法要略》将方位词放在“方所”范畴中研究,在“时间”范畴中并未说明方位词在构成时间词上的功能,只是列举了一些有方位语素的时间词,如“前天”、“后天”。)。可以说在《实用汉语语法》中,从表达时空概念的角度研究方位词的观念已经十分明确了。

如果吕、房二氏还是从概念如何用方位词表达这种表层的意义与形式的关系研究方位词的话,那么刘宁生则是从“汉语看待物体空间关系的方式这一角度,联系认知过程说明汉语为什么用这些方位词表达这些特定的意义,为什么另一些说法在科学性上是有根据的甚至是惟一正确的,而在日常语言中却是尽力避免的”[3]。显然,后者借助了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认知语言学是“一个以我们对世界的经验以及我们感知这个世界并将其概念化的方法、策略作为基础和依据进行语言研究的语言学学派”[4],如果从美国加州大学语言学教授Ronald W.Langacker1976创建“认知语法”开始算起,该学派至少有二十几年的历史了,不过,国内对这个学派的介绍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作为“引进国外语言学的窗口”,《国外语言学》从1990-1999年陆续发表了不少译介的文章,对认知语言学功能主义的语言观、非客观主义的认知观、认知语言学的经验基础以及认知语言学的一些核心问题如范畴化理论、隐喻系统、意象和意象图式、句法的象似性等等都作了详细深入的译介。

由于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不是一个自足的体系,它是客观现实、人的生理基础、认知能力等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5],因此,其研究语言不再从形式结构入手,而是从概念结构入手,“从认知上对语言结构作出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严格的而不是随意的合理解释”[6]。这种新的研究思路得到国内不少学者的响应,因此,出现了一批运用认知语言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汉语方位词与空间表达关系的论着,刘宁生的这篇就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此外,李宇明《空间在世界认知中的地位——语言与认知关系的考察》,运用认知语言学隐喻的认知观,对空间隐喻的两种类型——时间的空间隐喻和社会的空间隐喻进行了研究,认定“空间图式是一种能产性极强的认知图式,人们习惯于把空间

的范畴和关系投射到非空间的范畴和关系上,借以把握各种各样的非空间的范畴和关系”,这一研究对汉语方位词既能表示空间又能表示时间、等级的表义功能作出了一定的解释;张炼强《时空的表达和修辞》将表示空间概念的词语用于表达时间概念归因于人类的认知特点(认知时间要以某种客观标志为中介,而这一中介又和空间以及人们的视觉行为相联系),从另一个角度为方位词既能表示空间又能表示时间提供了解释;龙治芳《试论多维空间词汇意义的认知原则》认为,不同方位词或同一方位词表示的不同方位义受制于人们观察多维空间物体的基本认识规律和原则(注:即定向原则(人在观察自然时所处的位置对时间、空间和间和物体的认识的作用。人从不同的视角观察物体会对它们产生不同的印象)和格式塔原则(物体受本身结结构决定的外部形态对时间、空间和物体的认识的作用),它们都是观察自然和形成概念的方法。),并从认知的角度对方位词词义产生的原因做了分析;廖秋忠《现代汉语篇章中空间和时间参考点》、《空间方位词和方位参考点》[7]以及方经民《现代汉语方位参照聚合类型》都是从时空概念表达的方面说明方位词在描写某一物体所处的空间、时间上的作用,并且以此来给方位词做新的归类。

尽管八九十年代语言学界运用认知语言学的方法,从概念表达与方位词关系的角度对方位词的形式和意义做出了一些新的阐释,不过,这种阐释还主要集中在方位词表示时空概念这两种表义功能上,对方位词的其它表义功能尚未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另一方面,由于“认知”本身是抽象的、主观的,因此,认知语言学的解释也有一定的主观化倾向。因此,目前运用认知语言学的方法来对方位词进行系统的研究还要慎重。

第二,从文化内涵来研究方位词的材料也不多。 除了一些方位词溯源的论着中有少量提及外,目前见到的专篇论文有张德鑫《方位词的文化考察》[8]、周前方《方位称谓词的语言文化分析》、蔡培桂《说“东”——谈谈“殷人东渡美洲的问题”》、李启文《论古人是如何看待方位的》、范庆华《“东、西、南、北”及其文化内涵》等5篇。

其中张文从古代方位词的多种表达形式、方位词的文化象征、文化色彩等方面对方位词的文化内涵作了较全面的分析;周文则选取有方位语素的称谓词作为研究对象,对方位语素应用于这类称谓词的文化原因作了深入的剖析;蔡文则将“东”的起源与移民史联系起来,提出了“‘东’字字形的起源与殷人东渡美洲有直接关系”的独到论断;李文将方位概念的产生及其所指与古人从整体上把握世界的宇宙观联系起来,分析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而探究出方位概念产生的文化根源。范文从“东、西、南、北”四方组合的顺序、四方的词义、词义演变、词语运用等方面探究出中国的某些社会制度和习俗。这些文章都注重将方位词的研究与中国文化的底蕴联系起来,有不少新的发现。不过,这样的研究比起方位词的形式研究来说,数量显然还是偏少。所以,如何更进一步研究方位词的文化内涵、方位词与古代文化的关系,应该是今后方位词研究的一个重点。

三

从研究方法来看,方位词的个体研究较多,方位词的比较研究较少。50年来,单个方位词的研究不在少数,现代汉语内部方位词的比较研究(注:目前见到的有:罗日新《“里、中、内”辨义》;[日本]高桥弥守彦《是用“上”还是用“里”》;郭振华《方位词“内”和“里”》;邓永红《“在X下”格式及与“在X上”之比较》。)、古代汉语方位词与现代汉语方位词的比较研究、普通话方位词与方言方位词的比较研究、方言间的方位词的比较研究、汉语与英语以及其它外国语的方位词的比较研究都不多(注:目前见到的有陈满华《从外国学生的病句看方位词的用法》。)。

“比较”一直是语言研究的一种重要的方法。对于“比较”的重要性,不少语言大家都有过精辟的论述。如吕叔湘在《通过对比研究语法》[9]中指出“要认识汉语的特点,就要跟非汉语比较;要认识现代汉语的特点,就要跟古代汉语比较;要认识普通话的特点,就要跟方言比较。无论语音、词汇、语法,都可以通过对比来研究”;李荣在《关于语言研究的几个问题》指出:“比较是研究词汇的好办法。”

同时,语言学界运用比较的方法也取得了不少的成绩。李如龙在《论汉语方言比较研究——世纪之交谈汉语方言学》(未刊稿)中,就提出“汉语方

言学是从比较研究起家并由比较研究向前推进的”;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语法学界也注重普通话与方言、现代汉语与古代、近代汉语的比较研究,如朱德熙《北京话、广州话、文水话和福州话里的“的”宇》、《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等,尤其是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邢福义明确提出“普(现代汉语共同语)——方(现代汉语方言)——古(古代、近代汉语)”“大三角”的研究方法,使语法学的研究“越来越接触到汉语语法特点的本质”[10]。

尽管语言学界运用比较的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不过,还是存在一些不足。就方言学来说,“方言词汇的比较研究还没有认真进行”(李如龙《论汉语方言比较研究——世纪之交谈汉语方言学》,未刊稿),方言方位词与普通话方位词的比较研究、不同方言的方位词的比较研究还未引起应有的重视,相应的成果也不多,因此,方位词的比较研究也是今后方位词研究的一个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