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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戊戌变法前，康有为、梁启超政治上的最高理想是开国会、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但是，百日维新期间变法法令最大的缺陷却是没有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主张，对此，人们大多将其原因归结为光绪帝不愿使自己的权力受到限制;其实，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次要方面，最主要的还在于康有为变法思想、策略的变化：即由倡导民权变法演变为君权变法。

1888年12月10日，康有为利用参加顺天乡试的机会，第一次上书光绪，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上书由国子监祭酒盛是转交翁同龢，恳请代递，遭拒绝，康有为十分沮丧，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沉沉叫不得。

1895年5月6日，继震惊中外的公车上书之后，康有为又连续两次上书，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其中第三次上书终于送达光绪手中，引起重视，维新派开始得到光绪帝的支持。梁启超也在其《变法通议》中大声疾呼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呼吁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

随着变法实践活动的逐步开展，康有为认识逐步趋于现实，变法看似简单，其实成功太难，认识到顽固势力的强大，维新派的软弱，要照搬英美而直接开国会，设议院，是非常艰难的，比较实际的只有依靠皇帝权威，乾纲独断，才有可能变成法，达到富强。

康有为第四次上书中即已明显转变了政治策略：会议之士，仍取上裁，不过达聪明目，集思广益，稍输下情，以便筹饷，用人之权，本不属是，乃使上德之宣，何有上权之损哉?以消除光绪顾虑。

1898年1月，康有为奉光绪条陈所见诏，第六次上书，即《应诏统筹全局折》，提出：①明定国是，②立制度局总其纲，作为指导全国变法的中枢机构，值得注意的是，制度局是皇帝主持设立的，对皇权有强化作用，与民选产生的国会有本质区别。此后，康有为向光绪进呈了所著《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波兰分灭亡记》等书，供光绪阅览参考，这是康有为从民权变法到君权变法的全面调整。

1898年3月12日，康有为第七次上书光绪，明确提出变法最好以彼得为榜样，以俄国为样板，进行变法，考之地球，富乐莫如美，而民主之制与中国不同，强盛莫如英、德，而君民共主之制乃与中国少异，惟俄国君权最尊，体制崇严，与中国同，然其与君权变法，转弱为强，化衰为盛之速者，莫如俄前主大彼得，故中国变法，莫如法俄，以君权变法，莫如采法彼得。

在此情形之下，不提开国会设议院，已是顺理成章，再奢谈君主立宪反而是不识时务了。总之，认为，百日维新不提开国会、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的内容，根本原因，由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把改革成败的希望寄托在光绪帝身上，因而改变民权变法之初衷，走上了君权变法之路，不但不希望削弱君权，而且希望强化君权。

客观原因：光绪帝本身是个没有实权的傀儡皇帝，其支持变法的直接目的就是夺取实权，岂容再兴民权削弱君权?其次，改革本身是一项庞大、复杂、漫长的系统工程，康有为所极力推荐的彼得一世改革根本就没有国会议院一说，明治维新也是先从幕府将军手中夺取政权，确立天皇权威，在天皇主持下进行改革，在改革中逐步确立议会机构及地位的(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内阁对天皇负责，而不是对议会负责)。英国实行君主立宪，从1640年开始革命至1689年《权利法案》颁布，确立君主立宪制，也经历了半个世纪。要想在中国这样一个有两千年君主****传统的封建帝国实行君主立宪制，仅凭一纸法令是根本不可能的，也说明康、梁在这个要害问题上还算明智，要在政治、经济基本制度没有改变的情况下，骤开国会，显然缺乏应有的组织、思想准备，社会物质条件。一句话，百日维新太短暂，过早夭折，君主立宪还来不及孕育出台，就胎死腹中。